188金宝搏斩龙脉破王气,从先秦古籍通例谈

近期,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电视讲座和书著在爱好红学的范围内造成一定影响。我没看到电视讲座,就到街上书店寻觅刘心武的书著。新华书店没见到,在一家个体小书店买到一本刘心武著《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拜读完《望月》后,有一些想法,述之于笔端,商榷刘心武,就教于方家。《望月》有三部学术小说,另外还有用索隐、附会、猜迷、推测等手法写的一些文章。刘心武的核心论点有这么几个:一是秦可卿出身高贵,是一个公主,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二,贾珍是一个“好”男人;三,秦可卿得的是政治病,是事败后自杀的;四,曹家养可卿是作为政治投资,参于了日月派夺权阴谋。且不说刘心武把《红楼梦》当成了清宫秘史、当成了政治小说(刘否认,但刘的说法事实如此),这实在是对伟大文学家艺术家曹雪芹的大不敬,也是对《红楼梦》古今第一小说的贬低;且不说秦可卿是一个公主、因政治阴谋而死,曹家参于了日月派夺权斗争,这些历史资料、《红楼梦》文本中都没有根据。以上两点有众多文章谈到,本文不赘。本文只探讨可卿的漂亮高贵,贾珍是一个坏男人,可卿之死的原由。刘心武把贾珍说成是一个好男人,是为了配合秦可卿出身高贵、是一个公主而附会的。否则,不把贾珍说好,可卿的高贵公主身份就难以说通。如果可卿跟一个坏男人在一起“鬼混”,就会影响公主的形象,所以刘心武要把贾珍说好,把黑说白。此点少有文章谈到,也不太为人重视。现将刘心武把贾珍说成好男人的一些话,原引如下。刘心武在《贾珍何罪》文中言“曹雪芹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壮年贵族的风度气派,……他虽‘不干净’却保持着贵族府弟门狮子般的堂皇……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在《贾珍尤氏的夫妻生活》文中言“曹雪芹塑造出一个自信、骄奢、健康、勇为的男性贵族形象。……他与儿媳妇秦可卿既有情爱也有性爱。”在《从秦可卿入手解读红楼梦》文中言“从现在看来,曹雪芹是要写贾珍和秦可卿这一对乱伦恋。而且作者对乱伦恋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不一定完全是谴责,甚至还有一定的同情乃至赞赏在里面。……秦可卿和贾珍之间的爱情在我这本书里有详细论证。他们是真诚的,她不爱贾蓉,她爱的是贾珍,她有权利爱贾珍。”刘心武在文中言“贾珍这个人物确实值得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赞许贾珍,佩服贾珍,把贾珍说成个“好”男人。但是通观《红楼梦》,贾珍是个坏男人,劣迹斑斑,是贾珍害死了可卿。如果可卿是公主,是胤礽的女儿,贾珍敢越礼和她乱伦吗?单这一点就说不通。关于贾珍的事,稍后再详。

《乐记》作者究竟是谁,此乃前年悬案,向来没有定论。《汉书·艺文志》载:“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俏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汉书》这段记载说明刘德与毛生等是《乐记》的作者。沈约《宋书·乐志》本此立说:“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俏之舞,与制氏不相殊。”《隋书·音乐志》载沈约的奏答、《旧唐书·音乐志》也有类似看法。问题是既然刘德、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那么《乐记》显然不是纯粹的独创,而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广采博取,是一种学术上的集大成,至于“诸子言乐事者”究竟是谁,班固没有言明。

春秋战国时代,丹阳是楚国的属地。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楚国江南地带,设置会稽郡,管辖今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丹阳被改为云阳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云阳县邑,不知让秦始皇操了多少心思,甚至不惜代价连破此地的“王气”。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不仅有“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的记载,而且还有“《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明,这成为不少学者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的重要依据。以笔者愚见,《隋书》所载的沈约同一次的奏答中,沈约既肯定了《汉书·艺文志》的观点,从集大成的视域承认刘德、毛生等作《乐记》,又从发生学的视角认为“《乐记》取《公孙尼子》”,说明《乐记》吸收和采纳了《公孙尼子》的思想营养。当然,“《乐记》取《公孙尼子》”旨在说明《乐记》最直接的理论源头是《公孙尼子》,而并非说明二者等同。这里的“取”是指“吸取”之意。《隋书》中不仅有“《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法,而且还有“《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之说。其中《中庸》有这样一句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有人认为这是后人所加(钱玄等注释《礼记》下卷,岳麓书社2001年版),笔者同意该书的这一注释。这一事实说明《中庸》虽然是取《子思子》,但绝非等同于《子思子》。因为《中庸》显然经过了后世的加工和润色,由此而论“《乐记》取《公孙尼子》”亦理应如此阐释,即《乐记》是来源于《公孙尼子》而又经过后世包括刘德、毛生等人的编撰而成。此外作者虽然没有说明《乐记》是如何取《公孙尼子》的,但后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乐记》不是取《公孙尼子》的。

将“云阳”更名为“曲阿”

从《乐记》的理论渊源来看,我们今天虽然无法读到公孙尼子的原著,因而也不可能对《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法加以证实,但战国时期公孙尼子确有其人,这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载“《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注:“七十子之弟子。”王充《论衡·本性》:“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宓子贱、漆雕开均为孔子弟子,公孙尼子应与他们同时或稍后。按《隋书·经籍志》所载“《公孙尼子》一卷”并注:“尼似孔子弟子”,可见战国时期确有公孙尼子其人。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徐坚《初学记·乐部上》在“事对”注释中解释时引用了公孙尼子和《礼记》中的语言:“《公孙尼子论》曰:‘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礼记》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说明徐坚应当见到公孙尼子的著作另外,根据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整理,《论情性》明显含有《乐记》的萌芽“与古乐密切相关,提倡乐教,对于乐本、乐言乐化、乐象、乐礼、乐情等方面内容皆有所涉及。本篇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与乐声密切有关,礼乐之说贯乎人情,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变化。提出乐声感人,心变声变的声心乐本、乐化说,较为深刻地阐述了乐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乐的产生、发展和社会关系,乐的鲜明的道德内涵,是我国先秦史上可靠的音乐理论数据。”(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在笔者看来,上述竹简虽然很可能蕴含着《乐记》的理论萌芽,但尚不能确定《性自命出》的作者就是公孙尼子。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说《性自命出》含有《乐记》的理论萌芽,且《隋书》有“《公孙尼子》一卷”和“《乐记》取《公孙尼子》”之说,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推测《性自命出》的作者是公孙尼子的概率更大一些。

公元前538年,楚国讨伐吴国,为维持军事交通,在今丹阳、丹徒地区的前线设置“云阳驿”,这是史书上首次出现的“云阳”这一地名。此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楚威王又南下灭了越国,公元前334年,“云阳驿”改为“云阳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