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之石,长乐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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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先生,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在60年代,考古学还是一个很冷僻的专业,您能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吗?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他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出生于德国,曾先后求学于德国波恩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198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师从张光直先生。毕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1993年起至今,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领域为东亚考古,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范围涉及古代中国青铜器与铜器铭文、礼仪制度、区域文化、跨地区长距离互动以及考古学方法论和学术史等。先后出版《乐悬:编钟和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宗子维城》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宗子维城》一书荣获“美国考古学会2009年度最佳图书奖”,这是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专著。2010年罗泰教授荣获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的称号。罗泰教授为推动中美考古学界的研究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考古项目的美方合作指导者之一,罗泰指导了长江流域古代制盐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也是《东亚考古》杂志的创始编委之一。

记者:李老师,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先问您一个常规问题吧,为什么您当初选择了学考古呢?

刘庆柱先生:关于怎么走上考古之路,我想大学的时候主要是爱好历史,其实在中学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家住天津河东区,就在区图书馆旁边,我就挺爱到图书馆看书。我觉得做学问第一要有兴趣,有兴趣之后我就想报历史专业。那时候本科是5年制,到了北大之后,学校告诉我们一年级不分专业。历史系,分中国史、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亚非史,还有考古专业。我到了北大历史系学习之后,开始感觉做历史不太好做,一个是好多材料现在见不到,或者见到的呢真假难辨;另一个是写史书的人会受他自己学识和观点的局限,写的时候会参杂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我想起考古是以遗物为研究对象,对遗物的理解可能偏差少一些,考古发掘的遗存研究也有局限,但是一般不受立场观点的局限。这就是我选择考古专业学习的原因。不过我认为考古学就是历史学,它就是通过实物来找到历史的规律、认识历史。况且,考古学是“大历史学”两轮之一,即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同时考古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更具有时代特点。

在罗泰先生访问中国期间,中国考古网有幸对罗泰先生进行了专访。

李新伟先生:我在中学就对历史感兴趣。高考的时候,看到北大有考古系,想着考古也是研究历史,还可以到田野去发掘,全国各地到处周游,比坐在屋子里翻古籍有意思,就报考考古系了。也算是机缘巧合吧!

无庸讳言,如果用古代物质遗存复原、研究历史,可能比从文献研究历史更客观一些、更准确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精神产品”,所有的历史文献只是“历史的折射”,而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历史原貌”。这应该说是狭义历史学的局限性,当然任何学科都有局限性,但是考古学恰恰在这些方面,减少了考古学研究材料对历史“原真性”的影响。就人类历史而言,如果说人类至少已有200万年历史的话,那么“狭义历史学”仅仅研究了人类全部历史的0.2%,而人类历史的99.8%需要考古学去解决。

本站记者:您的研究涉及考古、艺术史等诸多领域,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记者:您的大学生活一定丰富多彩吧!

记者: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几十年来您先后主持了秦咸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汉长安城遗址、秦代阿房宫遗址、西汉十一陵及唐代十八陵等重要遗址的勘探和发掘,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田野经历吗?

罗泰先生:其实张光直先生早就说了研究中国古代的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学术背景就不关心其他跟中国有关的学问,尤其不能说我是研究美术考古的所以不用学中文,以前西方还有蛮多这样的人。不能分得那么细。我现在在北大给学生讲课也没法把上课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所谓的考古的范围内,经常就会牵扯到临近的学科,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健康的。当然有一些研究方法是考古独有的,和别的学科不太一样。说分型分类只是考古运用也不对,因为类似的做法其他的任何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也会应用。地层学也不是考古独有的,地质学也用。所以不能从这个观点来制定考古学的视野。比较笼统地说考古学是关心物质文化的,但是只有这个还不行,因为美术史也是关心物质文化的,而且两者都是根据物质文化写历史的。所以这还要加一些其他限定。应该说考古是一个社会科学,是关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和跟经济学有关的话题,与美术史这样比较人文科学的主流还是有一些区别。你说我是关心考古和艺术史也不完全正确,我就是关心考古,我是一直在艺术史系里面工作,这是我的工作。当时没有找到一个人类学系愿意雇我去做以人类学为本的考古,所以我只好进入艺术史系,但是我并不是做传统意义的美术史的。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分界线不清楚,而且也不应该清楚。我的考古学研究跟美术史研究并没有什么矛盾,而且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分更丰富的理解。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我是一个研究考古的,并不是研究美术史的。当然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明,作为外国学者,毕竟也是汉学家,从国外的立场,研究中国文化的整体要学汉语、古文字之类的,这个当然超出考古的范围之外。我也发现中国的学者们其实也完全不习惯把他们的工作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我的印象中,很大一部分学者尽管说自己是考古学家,但是我们看他们的学术著作的话,可以归入传统考古的工作非常少,大部分还是在考古学之外的内容。如果按张光直先生说的那个道理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应该有所期待的。

李新伟先生:是。1986年进入北大学习,当时的考古系名师荟萃,宿白、吕遵谔、严文明、李伯谦等先生都亲执教鞭,面传身授。但当时的北大也正处于各种思潮激荡的时期,课堂内心在远古,课堂外身在现实。所以除了背笔记应付考试,对专业并未多用心,倒是看了不少人文社科类的杂书。最难忘的当然是第一次田野实习了。1988年第二学期,由刘旭、徐天进和孙华老师带领我们在山西侯马曲村发掘,邹衡先生正驻曲村整理资料,也给我们讲课。2008年,为纪念田野首秀20年,老师同学重聚曲村,我主笔起草了几句骈文,勒石铭记,其中有:“埋首故纸,时或迷惘,田野实习,唯盼唯望。曲村之原,晋室旧壤,崇山之阳,唐虞夏商。于是执手铲,布探方,辨地层,识墓葬。看时光倒转,使祖先重光。”颇可见当年豪情。可能因为久居城市,对田野发掘颇为迟钝。同学们的探方四壁笔直,地层遗迹线清晰,我的探方是一团乱麻。刘绪老师视察后,常用手铲在我的探方壁上改来改去,从容言道:“这里应该有个灰坑,挖坏了。”呵呵,可见当年的懵懂。

刘庆柱先生:其实考古既是工作也是学术研究,二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我当时被分到咸阳地区,让我负责那里的文物考古工作。咸阳地区秦汉时期的遗存很多,在那里我做了一些秦咸阳城遗址、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考古工作。几年后我调入社科院考古所,又在西安地区做了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等考古工作。搞考古我觉得必须重视并亲身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另外就是要把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密切结合。我发现有些人的研究和他做的田野工作是脱节的,这对自己的研究是不利的。我们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就跟石油工人采石油一样,把石油采出来得加工啊,不能把原油搁在那儿,只有经过深加工其附加值才会提升。我们的田野工作也是如此,只有深入研究才能逐渐地提高认识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逐渐围绕着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做研究。先是1972年开始我对秦咸阳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秦咸阳当时也有有利条件,文革时期“评法批儒”,法家就是秦始皇,经费也好申请,就开始考古调查、发掘。跟它时代相连的西汉十一个帝陵,有九个都在咸阳。为了陵墓文物保护,我们必须了解保护对象的范围有多大,它们又各有什么不同,这是我进行田野工作的前提条件。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以后,我就觉得挺有兴趣,也发现陵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举个例子,为什么早期陪葬墓陪葬的都是文武大臣,而到了中期就变成所谓的三亲六故了,到晚期甚至把宦官陪葬进去等,这些都使我深受启发。但是我又想,搞考古必须要联系到考古背后的人和社会,因为我们是研究人的,所有的“物”都是用来研究人的,考古学是研究物的,物只是一个过程,其终极点是和物相关的人,是人的历史,所有研究物的历史是人作用于物上的历史,包括环境。有些环境问题也是由于人的作用、干扰才改变的。

本站记者:我们知道,考古学在美国被放置于人类学之下,中国考古学则在传统上归属于历史学。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也有一种将考古学脱离出历史学研究范畴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您认为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究竟是什么?研究古代社会是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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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到了考古所以后,分配在西安研究室。西安地区主要是汉唐的东西,我之前做了秦咸阳城,所以对汉唐城址都比较关注。我觉得历史好象一条项链,某一个研究课题只是项链上的一颗珠子,不能只见珠子而不知道项链,那样就失掉了它的本质意义。珠子充其量是个宝珠,但是宝珠干什么的,放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就很难再现历史原貌。这就是为什么我做某个城址的时候,要对其早段、晚段的都城研究都要涉及一些,但有个中心,比如这段时间我要搞秦咸阳城,那田野工作我就重点弄咸阳,但我也把东周、汉唐都城遗址尽量多了解一些,也就是上下把它夹在中间去理解。做唐长安青龙寺,也是这个想法。当时也正好是工作需要,让我去参加马得志先生负责的考古工作。1980年又决定让我做汉长安城,我当时就提出,在做之前我必须找几个模型,因为汉长安城36平方公里太大了,就跟搞科学试验一样,以小见大,我必须要找个小的模型,只要它们制度相近,这样再去做大的,仿造它一放大就可以做了,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做秦汉栎阳城,秦栎阳城和秦咸阳城是相近的。也和汉长安城相近,栎阳城比汉长安城小,而且是汉刘邦初年,在定都长安之前,在那儿作为临时首都的。我想通过把小的东西弄清楚了,再去了解大的东西,心里就有底了。当时做了两年,因为地下水位升高就没再做了,
1985年《考古学报》发了考古报告。

罗泰先生:提这种问题最激烈的人往往是想从研究考古学实际问题中逃避出来的人,这些问题好像都没有多少意思。你实际碰到一些学术材料,只要你有相当的学术训练的话,你应该能够发现这批材料反映的学术问题,当然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发展你的研究方法,一般实际的研究项目里面所用的方法往往是综合各种学术传统的方法,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现在美国式的那种人类学考古的研究传统里面,考古学家最关心的就是广义的古代社会,包括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通过物质文化研究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类学本身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学问,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人类学以外在美国还有研究考古的人,像艺术史系里面,他们就不一定把社会研究放在焦点里面。大学里面搞希腊罗马文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都有各个系,这些系里面既有研究文献,又有研究考古的。他们的考古的主要功能在于处理非文字文化的遗迹,然后用各种各样的适合于这种遗迹的方法去研究它,包括跟有文字历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主张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就是研究历史,美国人类学界会有人不同意,我还大胆地写过这个观点,人类学考古学会还是得给这本书评奖,所以现在看来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像话的观点。

2008年7月重回曲村

因为古代文献记载“陵墓若都邑”,接受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任务之前我就想先对西汉帝陵做些考古工作。别人以为我去挖陵墓,我说我不是挖陵墓,只是想通过陵墓来了解都城的形制。当时有人建议我做茂陵,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名气最大,也有人建议我做长陵,长陵是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墓。最后我决定选择汉宣帝杜陵,因为这个汉宣帝是西汉王朝的
“中兴”皇帝,此时各种制度都日趋完善,比较有代表性。做考古不见得要做规模最大的、遗物最好的,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最反映历史。为什么我不做汉武帝茂陵?因为在这之前,我调查过西汉帝陵,西汉十一个皇帝里唯有汉武帝茂陵规模比其它帝陵大,其他帝陵墓封土底部边长170米、高30多米,而茂陵封土底边长240米,高48米。我就知道茂陵陵墓规模没有代表性,没有普适性。做研究必须找有代表性、规律性的东西。像秦始皇陵,说实在的,它有意义,看起来很有观赏性,它有些制度对后来也有影响,但是从整体来说,找不到第二个跟秦始皇陵一样的。

说考古学跟历史有很大区别的人,不但误会考古的本性,而且误解历史。历史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是很狭窄的东西,尤其是从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编年学派兴盛以来,已经不能说历史只研究文字资料,更不能说历史只是研究伟大人物,是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的一个学科。当然历史学中有历史学家集中研究这种东西,上述的这些都是属于历史所研究的范围,而且考古学的确不太具备研究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可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其他问题和考古学家研究的问题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互相重叠的。而且在重叠的部分,考古和历史学的工作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的。甚至考古学里研究的一般历史学家不会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给历史学界提供一种新的材料,刺激历史学界把视野弄得更宽一些。所以中国把考古学置于历史学之下,不但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其实也跟西方的研究传统不完全矛盾。美国的人类学式的考古学并不代表整个西方考古学,主要是在美国有这个传统,现在这个传统还延伸到台湾以及第三世界的几个国家。英国也有这种倾向。但研究古代文明的考古学家,虽然受到这种社会人类学以及人类学考古的各方面的影响,他们最基本的地盘还是历史学的地盘。

记者您常说优质的田野工作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基础。您的第一次实习好像不是很成功,那您的田野技术什么时候达到了令您满意的程度了呢?

我在杜陵做了两年半考古工作,没有发掘陵墓墓室。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史前谈从方国到王国,王国到帝国,到底王国和帝国在考古学上怎么区分?我说这需要找到证据,不能光说秦代是帝国了,秦以前是王国,那王国的特点是什么?帝国的特点是什么?王国之前和王国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些核心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国家的核心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政权,政权的平台是什么?政权的平台是都城及其宫殿。怎么判断都城及其宫殿?《吕氏春秋》说,“陵墓若都邑”,陵墓都是仿造都城及其宫殿建造。王国时代大多是“墓而不坟”,东周时代以后出现封土,那时真东西都埋地底下,到了帝国时代,帝王陵墓建设重点越来越向地面之上发展,于是出现“大作丘垄”,也就是建封土。为什么要大作封土?那是为了炫耀权力和地位给世人看。为什么要在地面做陵寝建筑?就是为了在陵上搞些为政治服务的活动。生前在都城里搞活动,死了之后还要搞活动。谁要搞呢?他儿子要搞。他儿子搞的目的是树立自己权威。因此陵寝建筑就应运而生,而且陵寝建筑就是仿造都城做的,就跟现在的十三陵一样,十三陵里长陵的献殿在建筑形制、规模等重要方面都与故宫大朝正殿――太和殿一样。我受这个启发,觉得这样做有可能做出陵寝建筑遗址布局形制与结构,对我认识未央宫有帮助。因此当时我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挖了3万多平米,到现在为止,中国古代帝陵陵寝唯一一个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完整揭示出来的就是这个。

本站记者:近年来,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增多,许多原先从事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学生也转向学习和从事“科技考古”。您如何看待中国考古学中“科技考古”的发展趋势?您又如何看待“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在发展上的脱节现象?

李新伟先生:田野工作确实是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叫“田野技术”还不够,至少可称“田野方法”,甚至应该叫“田野思想”。第一次田野实习我的分数不高,但在刘旭老师这样的田野大家指导下,还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以后,1992年和1993年,参加了杨虎老师主持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对我影响很大。忘不了那里的蓝天白云和七夕之夜的灿烂星河,也忘不了那些日子里和同学少年对田野发掘的热烈思辨。这个遗址的好处是耕土下就是遗迹,房屋、灰坑清晰可见,房屋居住面上遗物丰富。发掘者可以摆脱令人头疼的复杂地层关系,集中精力思考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怎么废弃的、废弃堆积是如何形成的、居住面上遗物的摆放规律、人在什么位置睡觉、一间屋子里面可以住几个人等等问题,然后试图在现场寻找各种解答这些问题的证据。这使我猛然意识到,思考——形成问题——解答问题是田野考古的真谛。辨认土色、准确划出遗迹这些基本技术操作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头脑,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只能划出你想到的遗迹现象,心到才能眼到。满意的高度是永远达不到的,考古发掘是“遗憾的艺术”,每次都会有失误,能尽量减少失误,并且在发掘结束时认识到失误就很不错了。

在杜陵做了两年半之后,研究所领导1985年就派我到汉长安城遗址主持那里的考古工作。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启动之时,我又想这里考古工作切入点是什么?其学术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研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这些都必须首先心中有数,才能开始工作。我当时考虑,都城之中,固然民居很重要,手工业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都城之所以成为都城,是因为有皇帝在那儿,皇帝在那儿你得找皇帝的活动平台,那就是宫殿。因此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些思考。大家都说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不好做,周期太长,做一辈子有时也写不出一本报告,我们考古研究所、考古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以为并不尽然如此。我从1985年开始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做到1989年就开始编未央宫的发掘报告,到1992年我和李毓芳就基本交稿了。后来因为科学出版社的编辑生病了,就拖到1996年才出版。这就是我的田野工作,一步步来做,当时是有规划的,前面的工作都是为后面工作进一步深入而设置的。

罗泰先生:发掘工作很辛苦,也很破费。能做考古发掘是难得的机会,不应该浪费任何的材料。考古学的所有材料,尤其是用科学方法发掘出来的材料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现在研究考古遗存、古代历史,还不清楚的问题这么多,我们完全没有资格浪费任何材料。现代科学给我们提供各种很宝贵的新的手段,来研究我们以往没有办法好好利用的考古材料,非常可惜的是以前的很多考古学家没有往这个方向上去想,所以在处理材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当时没有条件研究的各种材料,像土壤、人骨、动物骨骼以及各种浮选标本,将来会有人从那些材料中得出很宝贵的新的认识,所以这些上一代考古学家,全世界都是这样,任意浪费和毁坏了很多材料。现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把很多发掘材料很有效率地研究出来,而且我们不这样做就做不好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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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采取多学科研究,这也是张光直先生在自己的田野工作里面树立起的一个模范。这当然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张光直先生不懂科技考古,但是会用研究结果。他不会自己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带这方面最好的专家跟他一起下田野,收集这些材料各自做分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所有各方面的专家应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研究结果的可信性、范围还有含义。作为一个领队,他应该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研究出来的结果来研究考古学的问题。这一点目前还不是很理想,也许大家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或者搞技术研究的考古学家不下田野,等人家把材料带到他们的实验室,做一些他们能做的工作,不知道项目背后研究什么学术问题,做的学术结果不能整合进整个研究项目的范围里面,这一点将来还有改善的地方,而且我相信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方面的一些进步。

在考古所内蒙队赤峰工作站仓库观摩文物

汉长安城遗址钻探

当然有一个反面,就是说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做科技考古,是不是造成他们不关心考古学跟历史学有关的这一部分,如果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搞考古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踏实和扎实,就是很多东西都要懂。现在我看有一些搞所谓科技考古的人就变成一种考古工程师,机械性地做他们的工作,不问跟历史问题和考古发现问题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搞考古学教育的人应该非常注意,应该尽量培养不仅能够专门做科技考古,但是又重视文化方面知识的新的一代学者。这是将来做得到的。现在这种倾向也许就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整体倾向,好像大家现在在中学自然科学学得非常好,很多中国中学毕业生的水平已经是美国大学二三年级的水准。中国在这方面教育很强,而历史、古汉语尤其是古文字方面的背景越来越弱,所以他们也比较适合做科技考古,但是在大学里面研究考古的人应该尽最大力量把古文献这方面的基础打好,否则做不了很有价值的学术建构。

记者:我有点理解您说的应该有“田野思想”了。思考确实是考古发掘精要所在,“学而不思则惘”,挖而不思,也会惘然迷乱吧。

我觉得搞研究工作必须要找那些节点,必须抓要点;要读书,还要多提疑问。搞考古的人首先要怀疑,我不是通过考古来证实它,我是说用考古来说明问题。有些人说书上没写,你跟书上写的不一样。我说就因为跟书上不一样,才有存在的必要,才能使历史更为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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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先生:对,挖而不思,肯定会迷失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土质土色中。但也要注意,形成想法之后,要通过严密的田野技术操作去论证或推翻,太执着于自己的主观想法,往往会削足适履,曲解考古资料。还有,发掘只是考古田野工作的一部分,现在,一个完备的考古田野项目,应该是调查、钻探和发掘并重,多学科参与。设计这样的项目,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和方法,还要有“思想”。这是我提到“田野思想”的用意所在。

比如后来我就考察中国古代都城是不是和《周礼》描述相符。这个问题早在40年代陈寅恪先生就提出来了,他根据汉长安城形制中表现出来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怀疑《周礼》是汉代人写的。当时我就想弄明白“前朝后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后来80年代我在《考古》上写了两篇跟杨宽先生辩论汉长安城形制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东郭、北郭说。我说东郭都是墓地呀,这都探过了,也出了几个报告了,如《长安汉墓》、《龙首原汉墓》等。北郊出去1000米就是渭河了,那里不可能有市场。我就说市场是在都城里,他说没在里面,但是后来我们钻探出来了。

罗泰先生考察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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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这几个遗址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包括唐代帝陵和汉代帝陵,这也是当时我为什么把都城和帝陵放一起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唐长安城,我觉得乾陵就是唐长安城的翻版。唐长安城有三重城与3道城门——三重城是外城、皇城、宫城;三重门是外郭城正门明德门、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乾陵也是三重城与三道门——外城的鹊门、内城或皇城的双乳阙、内陵园的宫门,三重城就是帝陵陵墓所在地宫城,宫城之南包括神道及其石人石马等石像生的内城,再南面的包括陪葬墓与下宫的外城。又比如汉陵皇帝陵在西边,皇后陵在东边,我想到汉长安城未央宫在西边,长乐宫在东边,长乐宫是太后之宫,为什么是太后之宫呢?西汉十一个皇帝,只有一个皇帝他死的时候他的皇后都过世了,剩的都是皇帝先皇后而死。皇帝比如二、三十岁就驾崩了,皇后变成皇太后,到了她孙子当皇帝她在世,就成了太皇太后。汉代太后在长乐宫,长乐宫与未央宫东西并列,因此西汉时代未央宫称为西宫、长乐宫称为东宫,因此影响到帝陵之中皇帝陵墓与皇后陵墓的布局,西汉时代帝陵之中夫妻同茔不同穴,皇后陵墓与皇帝陵墓一般东西并列。

本站记者:张光直先生曾批评中国考古学缺乏理论,现在的一些年轻学生也为论文选题或开展研究时的理论指导问题而困惑,有的人回避或反感理论探讨,有的人对于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运用生硬,或迷信国外的理论。您如何看待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实际操作中的作用?

铸鼎原周围庙底沟时期遗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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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泰先生:在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当中,如果你能通过研究材料发现问题,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比较有效、比较合适的。这方面没有中西之别。现在大家都很错误地认为,方法论是西方的东西。张光直先生从来没有说中国考古学没有方法,他说其实中国考古学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傅斯年的那套资料主义,强调资料,轻视较宏观的分析。这两者中,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好处,资料主义也有资料主义的好处,就是要强迫大家先仔细地看资料。但是所谓资料主义的这些人,说他们没有别的理论也是不对的。理论总是有,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们对自己采取的这种研究方式背后的思想、构造不够清楚。所以不应该这么害怕理论,而且理论也是避不开的,就是罗列材料的目次的一个学术研究,在这个目次背后也是有理论的,所以理论是避不开的。张光直先生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的学者,主要是主张做研究的时候对自己思路的根据要清楚,把自己想法的前提最好先说出来,然后要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尽量对自己的偏见或者对自己的方法论经常做调整,要随时审视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当前的资料刚好反驳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但是质量比较好的、优秀的学术研究,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一直是根据这么一种模式进行的。

记者:您正在参与主持的河南灵宝铸鼎原庙底沟时期聚落研究项目是不是这样一个有“田野思想”的考古田野项目呢?

2007年在乾陵

本站记者:前面提到的问题还是说从材料本身出发,考虑材料本身适合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李新伟先生:至少项目的参加者们从一开始就尽力想制定一个大的研究框架。1999年,先做了初步调查,然后制定了长期工作规划,目的是了解庙底沟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2000年开始,对保存较好的中心性遗址西坡进行发掘,至2011年已经进行了七次发掘。同时,又进行了更系统的区域调查,详细了解各庙底沟时期遗址的情况,为区域性的研究打基础。在西坡遗址,我们先选择中心区进行试掘,再进行较大规模发掘,确定了中心区域存在特大型房址。2004年冬,在完成第四次发掘后,我们对整个遗址埋藏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便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大规模钻探,希望了解聚落内部整体布局。钻探中发现了南北壕沟和墓地,也知道了半地穴房屋的分布情况,知道了在聚落中心可能有一个广场,广场四角各有一个特大房址,门道指向广场。墓地的发现非常重要,2005和2006年的发掘就转向墓地,发现了34座墓葬,被评为2006年十大考古发现。2011年,又对中心广场一角的房址进行发掘,进一步了解了大型房址的建筑方式和功能。在区域的层次,我们准备再进行多学科参与的调查取样,了解环境的变迁,聚落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细节。

那时候在西安70年代开始做田野考古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我就觉得好容易有时间工作了,要抓紧做。今天发掘结束,回来后我就赶紧查资料,究明不清楚的地方,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化的节点。当时是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边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看法,这些新的学术看法梳理出来也就成了有些新意的文章,而且田野考古发掘结束了,报告也就可以很快整理、编写完成了。比如说杜陵考古工作,1985年田野考古工作结束,1987年杜陵考古发掘报告就交稿了,与此同时我们还撰写出了一本专著《西汉十一陵》;未央宫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是1989年基本结束的,我们1992年就把考古发掘报告稿子交了。而且我们在完成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专著之前,都是先期尽早写出并考古简报或中篇考古发掘报告,及时发表在《考古》或《考古学报》之上。从1989年开始,我们一年一篇考古简报,都发在《考古》上,长一点的就发在《考古学报》上。我们每年挖了之后就交简报,要赶紧发表,让别人提出不同看法,进行讨论,这样写报告的时候就可以把新的观点吸收进来了。

罗泰先生:是的,我们研究考古的人就是研究具体的材料,这也是研究考古的一个优点、一个特点。纯粹的哲学就没有这个福气,他们要把自己研究的范畴自己做出来,我们有研究的对象,一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所以,这是一个优点,我们不要浪费。而且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往往是碰到问题就要找出一套合适的路子来把它研究出来,而并不是我们可以自己从零开始,到田野里面去找资料,把我们原来在脑子里面有的问题研究出来。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很好,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并没有,而且即使你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一个地点来研究你已经在想的一个理论问题,你选的这个地点,也是因为你根据某种线索,认为这个地点会给你提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否则,你不会到那里去研究这个问题,而且你发掘之前也不可能知道是不是会有预期的收获。如果只是根据你原来的那个研究方向去进行发掘工作,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可能会误解、忘记或者丢掉很多刚好是原来没有预料到、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你的脑子里面研究的问题,在发掘的过程中应该重复进行提问,在提问的过程中再调整一下,重新再问,再问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也在改变,可能会有新的、更好的问题出来,这是正确的、科学的手段。我知道所谓新考古学,就是过程考古学派的里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只要有一些研究体系,在研究体系里提出一些问题,就可以随便来找他们需要的材料,跟他们不相关的材料可以放到一边。他们认为这无所谓,反正考古的遗迹多,将来会有人做其他的分析。但是,我认为第一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第二这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不用做发掘,你如果提前已经知道它会再发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就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时间和功夫,你就能写一个考古哲学的文章。而且如果你看这些所谓的过程学派的比较好的研究成果,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这样做,只不过在他们脑子里有一定的前提,这个也不错,可以学习。然后就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试图看看能不能注意到和这些发现有关的材料,他们并不会把自己的探索限制在里面。

记者:这些工作确实是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整体工作框架真是很重要。

我对做田野的理解,一是投入时间要多,趁着负担少和身体允许的时候,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并充分利用时间,遇到问题及时查资料弄清楚。再一个就是,始终在工地呆着。但我不做简单劳动,简单劳动由技工来做,我呆着是要想问题,要找出问题。我觉得包括考古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假设,我的所有的主动发掘也都是假设,但我假设的前提是认为这是什么,有可能是什么,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必须要有这些想法,因此我发掘的遗址,所有的发掘、记录都比较完整,我是带着问题去挖,这样的话形成报告、成果也快,而且也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在看发掘报告时,只要是主动发掘的,从发掘了哪些内容就可以推测出发掘者脑子是怎么想的,课题是如何设计的,这就是所谓技术路线,一个发掘报告能看出一个发掘者的思想脉络。

本站记者:您在北京大学的授课受到了在京高校考古学及艺术史专业同学的热烈欢迎。能不能谈谈您在华授课的心得与体会?您如何评价您的这些“中国学生们”?

李新伟先生:对。我个人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大框架的一部分,对研究很有帮助。面对一小片西坡发掘出来的陶片,也可以联想到好多问题:这个陶片是遗址中心区发现的,与遗址其他区域发现的陶片会不会有区别?它是西坡生产的,还是周围聚落生产的?所以在田野工作中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大脑。

记者:您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秦汉时期的都城和帝陵方面,这两方面都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基本上囊括了秦汉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您能谈谈您的研究思路吗?主要收获是什么?

罗泰先生:我是三十三年前到北大留学过的。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到北大来,至少访问一下、看一下,所以跟北大的关系应该算是比较悠久的,而且我也自以为是北大的校友,对北大的印象一直非常好。尽管现在有一些老师已经不在,但是他们的传统还在,可以说一句,北大学生的质量并没有下降。我那个时候,当然是七七级、七八级,比较特殊,是整个北大历史当中最难进入北大的两个季度,因为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法上大学的人都急着要进来,那个时候的学生当然比较优秀。但总的来说,现在还是很明显,能够上北大的学生是特别聪明、特别优秀的,而且也是比较会学习的。现在正式选我这门课的只有十一个学生,我让他们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当中做四次作业,他们做得很认真,而且他们也要在课堂上经常说说话,我安排了一些时间,让他们介绍自己的研究,做得也相当好。他们不但很有想法,而且其中有几个学生口才很好,很会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相当一部分学生很愿意讨论,愿意互相提问,也提出批评意见。我发现之后就有一点吃惊,因为有的时候,老先生多的情况之下,学生们好像不敢开口,他们在我面前敢这样子做,在这个环境里面我非常高兴,而且也比较舒服。也使我明白,有的环境下跟年轻的同行交流可能不是很理想。所以我将来也要采取措施,看能不能鼓励大家创造一个更自由的谈论空间,北大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机会,北大有这样的传统。学生们有这个能力,也很享受这种自由的谈话,提各种问题,做很有创造性的研究,发扬自己的学术立场,甚至发扬自己的学术人格。北大不是清华,清华的学生好像有点规规矩矩,基本上像一个军队一样,每个人都一样,尽量不强调互相之间的区别。北大好像历来都对这种区别都比较宽容,给学生比较大的空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北大就类似于我待过的其他国家的大学,像德国、美国、日本的大学。

记者:谈了不少田野了,说说您的研究工作吧。您第一篇论文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刘庆柱先生:我的研究重心在秦汉时期,一是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是秦汉的都城所在地。再一个就是我当时把帝陵和都城对照着做,做帝陵是为了找都城的制度、形制,为做都城打基础,二者互相印证。都城面积很大,不可能完全揭露,只有二者密切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按照这种思路,再去看别的问题才能见微知著。

当然学校里面还是有一种封建主义的倾向,这点我觉得三十三年前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当时不可能有低年级的学生说起高年级的学生,称呼某某学兄、学姐,他们就会直接说名字,而且他们称呼他们的老师也不会每次都要说某某先生,某某教授,只是说名字而已。可能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之后,这种传统的敬语的表达大大地减少了,是不是后来在台湾和韩国的影响之下,有一些其实应该属于旧社会的、不一定是很好的习惯又回来了?我还发现当我碰到研究生的时候,我问他的名字时他不说自己的名字,他说我是某某老师的研究生,好像要问他三次,他才会轻轻地、很不自在地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这在三十三年前是想象不到的。可能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对老师尊敬得太少,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又向另外一个极端发展了,这好像是辩证法的一种例证。那样的学生还会这样子,终于讲出他的名字之后,问他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他会说:“啊!某某老师让我研究某某题目。”我就说你自己觉得这个题目好吗?他会说:“啊!我的老师让我研究这个。”这当然是很好,可是这怎么行!所以,我看到了这样的学生后,觉得跟三十三年前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有一些学生,在这种情况说这种话的时候,就是不够自信,不够大胆。但是这次在北大上课的时候,这样的学生在课堂上又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是不是不说自己的名字、不说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的这种学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他内在还是有想法的,我希望是这样子。如果去美国的话,这样肯定不行,如果问他对什么感兴趣,他说老师怎么怎么样,绝对是不行。

李新伟先生:大学的时候就老想写与传统论文不一样的文章。参加了一次北大的“五四青年论文竞赛”,大致写的是考古不能只重物,不重物反映的人类生活。还得了个奖,估计是考古系老师评审的,鼓励鼓励我。正式发表的第一作者论文是《考古》1995年第5期上的《姜寨一期聚落房屋的重新分组》。当时自己没有机会主持田野项目,就想利用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做更深入的研究。1999年发表的《我国史前房屋的废弃习俗》,提出史前居民在废弃房屋时会举行些仪式,我们可以根据遗迹和遗物的出土状况分析出这些仪式的内容。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习俗的存在,可能会对考古资料产生曲解,比如有些史前房屋的地面上发现有人骨,有学者认为是灾难或敌人劫掠造成的,实际可能是居民们在废弃房屋时有意遗留在房屋里的。这也是对已经发表资料的再分析。研究生期间,师从任式楠先生,深受他严谨学风的影响,想做一下自己常望而生畏的类型学研究,体验一下繁复的分型分式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的硕士论文《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主要是在综合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良渚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器物,并进而熟悉了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这样,就建立了一个认识其他地区文化发展序列的参照系,也算是为今后的研究打了一个必须的基础。

比如在研究秦汉考古这段我曾经写了一篇关于秦始皇陵的发现与研究的文章。我觉得秦始皇陵好多东西和现在说的不一样,比如说军阵,实际你必须对照前后代去看。从后看就是从汉代—西汉看,西汉随葬陶俑的特别多,为什么随葬陶俑的特别多?这是西汉的风俗,凡是有名的人,去世以后送葬多是以军队去送葬,军队送葬是最高礼仪。比如霍去病死的时候,从长安到兴平茂陵,送葬队伍长达有70里,都穿黑色衣服,映得整个天都黑了。墓葬里很多随葬的东西一些是生前的,一些是最后去世时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的一场仪式所用的,因此我觉得那些兵马俑应该是送葬队伍。现在我们有些东西过度解释了,应该放在当时环境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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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关于秦始皇陵封土高度的问题,说法不一,有说35米高,有说70米高等,但根据《汉书》记载,秦始皇陵高五十丈,折今115米。有人说不是五十丈,是十五丈,写成五十丈了,这是一种大胆假设。也有人说是秦始皇陵封土经两千年来雨水冲刷流失而变低了。我想两千年来雨水不能只冲刷秦始皇陵封土,而不冲刷陵园的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遗址等,如果那样的话,现在据地表几米深的上述遗存,恐怕早已被冲刷的荡然无存了!因为它们距现在的地面只有几米深。后来我就探索帝陵封土底边长度与其高度比例,于是我从已知的西汉帝陵封土着手,算了个比例,我统计发现,除了汉文帝茂陵,所有的西汉帝陵高度都是30到32米,底下的宽度170米左右;茂陵是宽240米,高度是48米。西汉十一陵的封土比例关系正好都是5:1。我为什么算这个呢?我觉得当时的高度肯定是有设计的。首先一个世纪前学者测量秦始皇陵封土边长515米,当时肯定设计好了高度,应该按边长能计算出高度。因为目前秦始皇陵封土高度存在争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拿没争议的汉武帝茂陵来看,它的高和宽比例是1:5,高度是宽度的五分之一,比它小的十个帝陵也是1:5。那就证明在那个时代,坟的高度和宽度是有个比例,至少皇帝陵墓是有这样的规律。汉承秦制,秦始皇陵也不会差太多,因此它封土底边宽500多米,高度应该约是110米,这个正好和记载一样。那为什么现在不是这么高了呢?后来我得出个结论,这个封土当时没封完。因为当时农民起义的时候,朝中文武大臣建议秦二世把修陵的徭役工拉去充实军队。阿房宫也是没完成的。有人解释是水土流失,如果水土流失从115米变成三十几米,流失了70米,那秦始皇陵陵区之内的地下的陪葬坑早就冲没了。

罗泰先生在北大授课

07年11月在哈佛大学做学术报告

这就是我研究秦汉考古时候的一些收获: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包括数学的方法,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去解决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而不要凭空臆想。

本站记者:开设考古专业的中国高校正在迅速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于保障和提高中国考古专业学生的教育质量,有何意见?可否结合您的个人经验谈谈您眼中的中国高校考古专业教学(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长处和短处?

记者您在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师从刘莉老师,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哈佛燕京学社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各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些海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影响一定很大吧。

记者:从90年代中期开始,您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进行系统地理论探讨,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等论文,探索出了都城考古的新思路、新方法,对后来中国都城考古研究起了引领作用,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些研究心得吗?

罗泰先生:这个我不懂,我只知道北大,北大考古四年本科生的训练,还有硕士生、博士生期间的训练都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你看严文明先生最近出的一个回忆录,里面有一篇纪念苏秉琦先生的文章,详细讨论他们怎么通过好几个阶段把现在这种培训过程做出来的。现在确实是非常好,其实我们西方还做不到,尤其像北大这样把田野学习和在校园的学习整合起来,我们那还差这个,这是我非常佩服的。别的学校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好像吉林大学和北大大同小异,别的学校应该也差不多,可能北大的这个做法现在变成了教育部的一个范例。当然,有这么一个体系,有这么一种课程的安排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那就要看有什么样的老师,所以北大一个很强的优势就在于它历来都是聘最好的老师,在专业方面最好、在教育方面也是最负责任的老师,能够把这套教育实现得非常好。别的学校,吉林大学当然也做得非常好,我最近去了武汉,看样子武汉大学也是很好,尽管范围比较小,但是北大做的所有这些他们也差不多在做。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都是这样,都有自己研究的地区考古,有一些特点。但是总的来说,现在考古课程的设计质量没有问题,将来大概会出现一种新的需要,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科技考古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也要更紧密地包括到学习过程里面。这个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加一年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还是要切掉一部分其他的东西,而把这个加进去,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东西将来可以不那么强调,而是更加强调和科技考古有关的一些方面?这个我不知道,将来要专家们好好地讨论。但是我当然主张,不是专门搞科技考古的人员至少也应该对这方面有基础的了解。

李新伟先生:这些海外经历,尤其是2000年到2004年在拉楚布大学的学习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让我深刻体会到在另一个文明的环境里学习,对于认识自身的文明是多么重要。

刘庆柱先生:我探讨这些研究都城的理论还真不是单单为了研究汉唐时期的都城,我曾经还想研究早期的,从后往前探索出一个发展脉络。

还有一些问题在这个地方也不得不说一下,一个是如何保证这么多的考古学培训项目所培养出的学生都能得到相当的、像样的机会,让他们在参加工作以后继续走考古这条路,也就是让这些学生不要改行,现在看来大部分学生都改行了。另一方面,我最近跑过几次野外,看到很多省、市做考古发掘的人员,并不是考古专业出身的,很多是师范学院出身的,然后进入考古所做考古工作,可能后来参加一个培训班之类的,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其实中国很需要考古学家,但是很多学考古专业的人又不进入考古这一行,是不是有一种错觉,有一种不对头的地方?怎么能够吸引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学了以后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一方面学生们可能要把他们的目标稍微改变一下,现在很多学生,尤其在北京读书的学生都想留在北京。其实做考古很多重要的工作机会并不在北京市,他们应该有思想准备到各个地方上去。还有一方面很多年轻的学者好像有一个比较不现实的态度,要么一开始让他做大领导,要么他就不干,有一种很决绝的态度,这种想法不仅年轻的学者有,年纪大的学者也有。非常奇怪,这种心理状态在西方还不是那么多见,我发现在中国却非常普遍。单位当中做上司的人有责任来解决一下,可以创造一些工作条件,让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满足感,不要有这种不现实的期望,可以好好做自己的工作,然后能够感觉工作的快乐。上面具备做工作条件的领导一定要做两件事情,现在钱已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在经费上现在参加考古的人员,在很多单位里面,甚至也包括很多比较市级的单位,好像可以挣还不错的工资,也许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更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工作安排上,给这些地方上做考古工作的人一个机会,做完他们的研究工作,然后出著作、出报告。这样能够直接达到考古学工作的目标,把资料和研究结果公布给学术界。

记者:主要有哪些收获呢?

学科理论的发展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识。古代都城考古学是个系统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社会历史信息含量高、意义大。都城考古学不能仅仅停留于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方法论它们是研究手段,不是目的。都城的考古学研究,既要注意从宏观上解决都城位置、环境、城市布局形制等问题,也要从微观上研究都城的宫殿、宗庙、官署、武库、寺院、城门、街道、里坊、手工作坊等形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

还有一个将来一定要注意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很明显,不只是在北大,其他的学校也是这样,考古学科和很多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男生的比例越来越少,女生的比例越来越多,但是工作单位好像对女生有严重的偏见,在大学里面花了很多功夫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尽管她们有这个工作精神,但是她们完全没有机会去工作。这一点,有一些态度必须要改变,应该想办法,给那些想做考古的女性学者跟男性学者一样多的机会,而且不要怀疑她将来生完孩子后会留在家里。当然,一旦女性考古学者从事了考古工作,就不能用孩子做借口,长久不做田野工作。她要想办法,要么雇一个阿姨,或者看看老人能不能帮忙,或者采取别的办法。传统的对女性的待遇恐怕要有改变,这些女性考古学家不可以浪费,要尽量给她们开辟一个好的工作领域。这种发展状况在其他国家、地区比如欧洲、美国等地方也早就发生过,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些地方看到,以女性为主或者至少以女性为一半的这种考古学仍然可以运行,并不是不行,这方面是要走出封建时代的。

李新伟先生:在刘莉导师的悉心指导下,首先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关于史前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一些学者对单线进化论的反思,有学者提出文明间的比较不是为了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进化公式,而是为了认识每个文明的独特性,让我深有同感,想到认识中国文明的特性才能更自信地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学者提出,不应该把一些现存的“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从其生存背景中拽出来,以西方文明的理念为标准,把它们排成从早到晚的进化序列,然后说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更激发了我对中国文明独特道路的思考。此外,一些分析复杂社会的具体方法也极具启发性,其中关于前国家社会的领导者们的“领导策略”的论述尤其引人入胜,比如社会上层交流网、宴饮和宗教权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总的感觉是,思路一下子开阔了,发现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实在是沃土,有好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等待我们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去探究。说实话,有点“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在“技术性”的方法上,也有很多收获。一个是学了些统计方法,另一个是对地里信息系统在考古中的应用有了一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