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总计问题,教会与上帝

摘要:主体符号学是在索绪尔符号学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符号学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把主体引入符号。主体符号学突破了索绪尔符号的二元结构模式,把主体纳入符号意义结构,建立了符号的三元结构模式。在符号意义的获得上,主体符号学强调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主体符号学与皮尔士符号学两者在认知层面上有趋同也有相异之处。

(吴功青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Scanlon’s Contractu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Aggregation

关键词:认知;主体符号学;皮尔士符号学

摘要:在《帝制论》中,但丁构建了一个囊括一切人口、土地和民族的普世帝国,并将其权威直接诉诸于上帝,赋予帝国和教会同等的地位。但丁的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晚期的“二元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但丁自身思想的限制,这一“二元论”主张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诸多理论困境。首先,但丁虽然批判了教皇和教会,但他仍然高度认可它们的职权。其次,在但丁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永生的幸福”最终高于“尘世的幸福”,精神权力具有相比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以上两点,为教会对帝国的干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最后,但丁虽然把帝国的权威完全诉诸于上帝,但上帝的意志又不可知,帝国的机运变得扑朔迷离。世俗政治即便独立于教会,但它无从建立自身的确定性。只有在现代政治哲学的革命浪潮中,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和确定性才能一步步实现。

作者简介:邓伟生,中山大学哲学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课题与形态研究”

关键词:二元论;政治自主;世俗权力;精神权力;机运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20164期

作者简介:刘艳茹,女,副教授,博士,从事语言哲学研究。

九世纪以降,教会代表的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逐渐上升,开始与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分庭抗礼,成为主导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之争的核心因素。在教权论者看来,教会或者同时掌管“两把剑(two
swords)”,既具有精神权力也具有世俗权力;或者虽然只具有精神权力,但由于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不论哪种情况,国家都受教会支配。教权论者的这一逻辑,在卜尼法斯八世的《一圣通谕》(Unam
Sanctam)中达到了顶峰:精神权力不仅造就了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当世俗权力出错时,教会还有权审判它。
对此,王权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路加福音》中的两把剑明确表明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性。因此,精神权力不能干涉世俗权力,教皇也无权控制皇帝,而应摆脱偏见、通力合作。不难看出,王权论者的“二元论”主张,意在谋取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分离,为的是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从亨利四世一直到红胡子腓特烈、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七世及其拥护者,“二元论”的声音一直在持续地回荡。

内容提要: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理论,是为了取代效益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效益主义在证成一个行为的道德正确性时,会考虑受该行为影响的人的福祉总计,因而人数很多时变得很重要。人数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似乎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这也是效益主义有吸引力的其中一个理由。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由于坚持只有个人理由才构成反对一项原则的理据,因而面临难以说明人数在道德上重要的问题。他提出“打破平衡论证”来尝试说明,在不依赖总计的情况下,也能说明人数的重要。本文认为他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但只要引入几个重要区分,在契约主义框架内,其实可以容纳总计而不会滑向效益主义。

来源:2016年第9期学习与探索

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但丁对世俗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在故乡佛罗伦萨的失败,还是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流亡,都让他对政治产生了异常痛苦和深刻的感受。然而,但丁在“地上之城”中的这些遭遇,并没有让他像奥古斯丁那样,彻底否弃世俗政治的价值。相反,受托马斯伦理学的影响,但丁坚持认为:人类的理性仍然有向善的潜能。在灵性生活之外,人类社会有它独立的“善”的目的。因此,“地上之城”尽管不完美,但它毕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具有独立的神圣意义。
从这一立论出发,但丁构造了他心中的最佳政制——一个普世的帝国(universale
imperium)。在他看来,人类社会(humana
civilitas)唯有在一个强力的皇帝的指引下,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普世帝国,不仅符合神意,而且符合自然正当,因此具有和教会同样的合法性。可是,即便如此,但丁仍然必须回答摆在所有“二元论”者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帝国虽然合法,教会也同样合法;那么,帝国究竟如何才能独立于教会,实现真正的政治自主呢?

关键词:斯坎伦/契约主义/总计/效益主义/打破平衡论证

巴黎符号学派发展到格雷马斯时代,“主体”成为符号的重要构成要素。库尔泰、高概充分发挥符号的主体性特征,构建了完善的主体符号学框架。他们不仅高扬主体的地位,而且把身体体验作为符号意义生成的主导因素,其对主体和身体体验的推崇使符号学进入了认知的维度。

一、帝国与教会:两重目的与两种权力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T.斯坎伦(Thomas
Scanlon)开始构思和写作他的《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或《我们相互间的责任》(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①时,英美哲学界在规范伦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和某种形式的义务论(deontology)②。罗尔斯虽然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曾说过,他奠基于契约之上的公平式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可以发展出一套公平式正确(rightness as
fairness)的道德理论(Rawls,1999:15)③,但他一直没有实施此方案。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可以说是继承了罗尔斯开启的方向,虽然最终形成的理论跟罗尔斯当初设想的有何差别,现在已无法知道。但斯坎伦的理论对手,主要也是效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