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厘清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蒲安臣对华租界政策考析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侯建新

摘要: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讲,“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这两个概念不应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其内涵定义和外延的界定都应有所区别,否则便沦为了一字之差的词汇游戏。所谓“公共史学”,应当是特指美国的“Public
History”,即大学历史教学面向公共需求(实际上是市场/社会需求)出现的一种应用/实用性转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以及由此转向催生出的历史学领域新兴应用型分支学科。而“公众史学”客观产生及存在的历史渊源,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公共史学,为此其所形成的定义不仅有别于后者,涵盖也自然是应大于后者的。当然21世纪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史学在公共史学的启发下,也应进入高校历史专业的殿堂并引起专业史学家的关注和参与,从而能够成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尤其是在拥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故尔,有必要对两者的区别做些探讨,予以厘清。

蒲安臣于1861-1867年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曾大力倡导列强对华“合作政策”。该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主要是针对中国通商口岸内的租界问题而提出的。国内有学者认为,蒲安臣反对“列强在华谋求租界”,是一个“反租界主义”者。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文本考订,可以认定美国在对华租界问题上的政策,特别是蒲安臣时期的政策,从未有过反对列强在华开辟租界的含义。蒲安臣所反对的,只是当时在华外侨中普遍存在的将租界视作“让与地”、视作本国政府的“准领土”的倾向,即
“让与地主义”,是列强利用“租界之特殊情势以损害中国领土完整”,而不是“租界”。

(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关键词:史学理论 ;公众史学 ;公共史学

美国 蒲安臣 上海 租界 让与地主义

[首发]

作为两个看似一字之差的概念,“公众史学”完全等同于“公共史学”吗?倘若并非完全等同的话,那它们的区别何在?当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为此,应当厘清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ncession/ Settlement Policy of Burlingame

陈翰笙先生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这位由李大钊介绍的、一生横跨三个世纪的中共老党员还是革命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具有世界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改革开放以来对陈翰笙先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并不断走向深入。
[1]
陈翰老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史所名誉所长。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之际,我愿就个人的直接接触,回忆翰老待人接物的点点滴滴,感受他的人格风范,再次缅怀仙逝多年的翰老,也向世界史所致以敬意。
首先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50周年华诞表示祝贺!世界史所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不仅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术重镇,还意味着一个与国内所有世界史学人都有关系的学术平台。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是与世界史所连在一起的。上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到这里查资料,开始有了联系。除同辈人外,认识这里的第一个人是张联芳先生,他当时在《世界历史》杂志编辑部,是我在这里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编辑,因此有了来往。然后有幸与陈翰老和陈洪进先生相识。人们之所以与世界史所发生联系,以我个人感觉是因为世界史所拥有“三件宝”:一是资料,这里有专业图书馆;二是名刊,《世界历史》;三是陈翰老这样的著名学者。当然陈翰老这样的著名学者最重要,不论他们健在还是离去,都是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翰老德高望重,且率直纯真;大气磅礴,又平和可亲,是我心目中的大德之人,当下忆起,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接到陈洪进先生一封亲笔长信。大意是陈翰老读到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关于英国中世纪个体农民生产、负担及其与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研究,翰老很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到北京当面谈一谈。当时翰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史所名誉所长。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翰老。地点在北京复兴门外24号楼,时间是某个星期一。为什么记住周一呢?因为当时陈洪进先生每周一去陈宅与翰老见面并讨论问题,社科院有车专门接送,有时还有别人参加,都是鸿儒硕学,在以后的见面中曾旁听过他们的交谈。翰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待人非常平和,讲话开门见山,有一种非凡的感染力。第一次见面感觉很温暖,谈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一句话至今记得,几乎一见面他就说:“你用一系列数据证明,最初是富裕农民支撑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这对纠正世人的偏见是一个功劳!”我很惊讶翰老对我当时学习和研究工作的了解程度,第一次见面就领教了他老人家清澈的思维。初次会面还留下一个记忆,刚见面时翰老回答问好但是不跟你握手,只是用中国传统的见面礼拱起双手作揖,让我这个孙辈年龄的初访者无所措手足。后来知道,翰老对任何客人都是这样的礼仪,不论长幼尊卑。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翰老给了我多方面的教诲和帮助。他肯定我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方向;鼓励我进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并且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回答农村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还谈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纵览中外历史,权衡得失,探究富民强国之方略;二是注重实证,启示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和公民意识。20世纪30年代翰老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农村经济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他特别向我介绍了无锡、保定地区的农村调查,而且对这批资料未被充分利用深表遗憾(曾有分析报告被国民政府扣押,后遗失),希望有人继续做下去。[2]
记着翰老的嘱托,90年代初以翰老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我申报关于清苑11村研究为课题的国家项目并获得成功。利用大学暑假和寒假,我两次带领课题组赴冀中农村,沿着当年陈翰老的调查路线,挨村进行入户核实、调查与比较。前后共走访了11村、100家农户。当时经费有限,为节省开支和时间,我们课题组就吃住在乡村招待所,有时工作到天黑住处还没有着落,就住在大车店或借宿老乡家里。那时还较年轻,吃得起苦。经若干年写成《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比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扉页上写道:“献给陈翰笙先生,我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幸运的是,翰老欣慰地看到了这本小书的问世。
翰老还给我出过一个题目,可是至今没有完成。当时他对继续推动农村改革问题非常关心,时常忧虑我国有限耕地未能有效利用的问题,忧虑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时隔二十多年后即当下所讲的“土地确权”,让农民分享土地产权带来的利益问题,可见翰老眼光之远大、之犀利。有一次翰老对我说,你来写一本书吧,书名叫《中国农民的地权问题》。“地权”这个词是旧时代的一个词汇,现在很少使用了,所以印象颇深。这个话题大约在80年代晚期。当年就采取了行动,为此找到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同辈学者蔡昉同志,他当时是我相熟的一个朋友。记得我们谈后一拍即合,立志携手完成翰老的命题,一起拉下提纲,分头做起来。写完一部分就交换,所以蔡昉的一部分手稿至今还在我手里。怎奈后来各自忙碌,时过境迁,此事终未果,甚为遗憾。
翰老时刻关注着中国农村的改革事业。他喜欢剪裁各种报纸作为资料,通过陈洪进先生或者他直接惠寄给我。记得一次是从他家寄出的,内容是苏联农村土地变革的新举措。可见农民的“地权”问题让他朝思暮想。翰老还念念不忘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前途。1990年我去英国,他和陈洪进先生为我提供了在英国的多种交往渠道,有的在牛津剑桥大学,有的在社会团体或企业高层。在英国时采访他们,使我感到陈翰笙的名气似乎比在国内还大。有时对方一时想不起,但是一提“Gung
Ho”,他们马上就想起中国人陈翰笙、宋庆龄,当然还有路易艾黎和斯诺等,原来由于这些人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
作为一个外来词已经融入英语,意为“合作、同心协力”。在翰老的指导下,我在英国的合作运动社会调查(包括走访一些企业和超市),使我进一步认知人类社会的繁复性和多样性,即使英国这样老牌西方国家,当下仍然保留着一定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且富有活力。至今保留着这一期间翰老与我的通信,有的长达数页。他指导学术研究,也相当关心你的日常起居,例如会问你“你现在的寓所离学校远不远?你在哪儿吃饭?与你合作的教授如何?……这些我都想知道”。未曾经历的话你难以想象,一个胸怀宽阔思想深刻的智者,待人却如此体贴入微。
忆起翰老,还要感谢他老人家曾以耄耋之年亲自为我的《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作序。该书稿是我80年代承担国家青年项目的成果,有一段时间,翰老要我报告该项目的基本思路,以及每一部分的基本内容和资料来源,为此曾有过几次长谈。他像一位考核学生的师长,不时出考题测试你,如英国为什么能够实行货币地租,英国资本主义确立的标志和准确时间?又像一个平等的讨论者,默默倾听或问询,你可以提出和他不一样的看法,他并不在意。不过我从未想过请翰老作序,在80年代新旧衔接时期似这样做的还不多,所以当翰老提起“谁给你作序呀”这样的问题时我一片茫然,陈洪进先生笑着在旁提示说“还不请翰老作序呀”,我才恍然大悟,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当时的情景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我想有幸承蒙翰老教诲,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完全偶然的话,则归因于翰老博大的爱心——对学术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他人的爱,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爱心。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一如当年献身拯救平民大众的革命事业。以后逐渐知道翰老漫长的一生中不知无私地帮助过多少人,而且承担下来的事情对于他并不都轻松。
翰老有许多高贵品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四个时代,[3]不论在哪个时代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和本色,保持了对苦难一方的深切同情,且大道至简,知行合一,难能可贵。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扪心无愧,即使努力地去做也好。大节无亏,细行亦光彩。就我直接观察而言,翰老待人接物的方式,他的深厚的学养,对人——无论任何人——的真诚和尊重,令后辈汗颜。一次在翰老家谈话,保姆进来告知某某同志来访。见此情景,我欲草草结束谈话,起身告辞。翰老认为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说:新来的客人事先没有打招呼,而“我们是约定好的”!他坚持让我坐回原位,按计划继续我们的谈话,而请那位领导一直在客厅等候,此事印象极深。每次离开他家时,翰老都坚持送到门外,而且一定走到电梯亲自按亮电梯下行的电钮。
翰老是真诚严肃的,也是幽默的,率性的。我们谈话时他总是坐在大写字台的这一边,我坐在对面。一次谈得兴致高扬,为表示赞成我的一个观点,翰老竟站起来要与我对换座位,一定要我坐在他的大椅子上——印象中那是一个很舒服的大软椅。我当然不肯,他就佯装一脸严肃并很坚决地说,“你不坐过来,我就一直站着”!果然他就那样不妥协地站着。最后还是他的胞妹陈素雅女士过来打圆场,平时主要是她照顾翰老的生活起居。陈素雅女士虽然也是高龄但看起来优雅且健康。她劝我照翰老说的去做,“你不知道,谁也拗不过他,翰老就是一个老顽童!”一边说笑着扶翰老坐在我的椅子上,一边抚摸着他的前额为他整理头发,浓浓爱意,溢于言表。
李铁映同志主持的翰老百年华诞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天早晨我先来到翰老家拜望。记得翰老见面问我是从天津来吗,吃早饭了没有?但不久又问同样的话,我发现翰老有些健忘了。家人热情招呼着与翰老合影,特意配上鲜花,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是我与翰老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次见翰老。那次大会上我听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关于翰老一生的信息。[4]
翰老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周围所有的人——然而,受翰老精神影响的何止是他周围的人呢?!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翰老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的优秀品质,诸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胸怀和士林风格之大雅,同时兼具西方的科学与平等精神,而且浑然天成,自成一体。可见中西文化是有契合度的,不仅可以互鉴,也可以会通,亦可以超越!翰老离开了,可人们觉得他还活着,还那么可敬可亲,人们在述说他、怀念他。说到底,是在表达一种诉求,对翰老一代人的精神的诉求,一种向善的愿望:“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他的英名永远与中国人民的事业相连,与学术事业相连,与中华文明再塑造的伟大事业相连。1996年,翰老百年华诞之际,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翰笙文集》英文版,收录了他1919—1949年的部分英文论文。在扉页上,百岁高龄的翰老用英文亲笔写下一句话:“如果我的梦想能够有助于文明的推进,那么我希望实现这个梦想”(If
my dream reflects my hope that may help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
wish to realize
it)。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翰老站在文明进步的高度为自己一生做的总结。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纪念翰老,见微知著,实际上在提倡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即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关怀。
在纪念世界历史研究所知天命之年的庆典上,再次忆翰老,为他骄傲,也为世界史所骄傲。

Anson Burlingame, as American minister to China 1861-1867, called for
the great powers to consult and co-operate upon Chinese questions,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so called “co-operate policy”
was to guarantee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which
wa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cession/settlement” in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Burlingame proposed to keep the “non-concession doctrine”. But
now,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his “non-concession doctrine” in the
Chinese scholars. By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would be clear that the American policy of concession/settlement,
especially Burlingame’s policy, didn’t mean to oppose the establishing
of concession/settlement in China. What Burlingame opposed, was the
trend that some foreigners viewed the “concession” as “a quasi
territorial concession” of their own country, argued for interfering
with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ver its own people, and
asked for or took concessions of territory in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Briefly, Anson Burlingame objected to the “concession doctrine” but not
the “concession/settlement”, and the former meant the transfer of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some way but the latter didn’t.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世界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暨世界历史所成立50周年座谈会”发言的整理稿。)

首先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史学的本质所在是什么。国内对应地译作“公共史学”(当然也有依据public原本就有的多层含义,译成公众史学)的英文“Public
History”,是近些年由美国传入我国的。大体来看,这个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史学,实际上发端于美国的历史教学领域。如此便需要我们注意两个重要的关键点:其一是,起步时的背景所反映的倡导、推动和实施公共史学的主体。公共史学的首倡和推动者并非来自民间,而是来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历史学教授或教师。毫无疑问,这些人应属于专业的历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不能归类为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其二,公共史学创立的初衷和目标规定的首要任务。从一些文献中讨论或表述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一些从事历史教学的工作者最初发起公共史学的首要任务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所面临的社会出路难的问题[1]。
既然如此,我们便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公共史学的起点看成或臆测成,那些“高、大、上”的史学家们主动地从象牙塔走向民间,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社会大众成为历史的书写者而最终能够书写大众自身的历史。正因为有上述这两个关键点在起着作用,所以美国公共史学才会带有更加看重社会应用/实用性这样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社会用人单位如图书馆、档案馆、城市规划部门等的具体需求来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为此,公共史学通常尤为注重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历史学同当代的影视技术和信息化应用技术(诸如数字化、网络信息化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等)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刻意地、培养目标明确地(具有明显的就业针对性)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通过传统知识和新技能之间的交汇融合,来系统强化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性。对此,我们只要查阅相关的网上资源如美国一些设立/开设公共史学专业或课程的大学网站便不难看到,美国的公共史学的确比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更加强调,历史系的学生应当如何去掌握先进的影视手段,通过与之结合来实现历史内容的最佳效果的呈现;应当如何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以基于互联网或局域网的数字虚拟图书馆和数字虚拟博物馆等形式,去展示/传播历史知识;应当如何让历史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共机构当中的历史档案管理等。现在看来,正是这样的起点,赋予了美国长期持续的公共史学看重社会应用功能和实用性的传统。而这一点,我们是能够从美国公共历史全国委员会网站发布的“我们的任务”中清晰看到的。例如其明确宣称:“拓展专业技能和工具”;“激发公众参与”,使之“通过历史实践来培养批判性反思能力”,等等[2]。

Keyword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son Burlingame; shanghai;
settlement/concession; concession doctrine

注释:
[1]参见叶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陈翰笙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95-101页。
[2]见拙文“陈翰笙先生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载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年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陈翰笙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可否能够以这样的一种从特殊到一般地抽象理解,来解释兴起于美国的公共史学。即,所谓的“公共史学”,是专家引领、教育导入、公众参与互动,侧重于多样且个性化表达的一种在公共领域进行历史建构的历史学实践活动。将这种历史学实践活动纳入到大学的历史学教学体系之中,便形成了历史学的应用学科。当然在今天看来,公共史学兴起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其所主张或强调的公众对历史学领域的参与,而更在于专业历史学服务对象意识的增强所带来的历史学“公共转向”(public
turn)。其实也正因如此,“Public
History”才更应译作“公共史学”,而非译成“公众史学”。上述的思考实际上还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概括出如下的结论:通过对美国的公共史学产生及其存在的学术生态和状况的考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共史学的确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的自上而下,是指大学里的历史学专业权威,受毕业生就业形势所迫不得不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而所谓的由内而外,则是指历史教学的课程编排和内容设计,不得不为了开拓或满足于社会的应用性普通需求,而从专业史学象牙塔里走出来,去更加直接地贴近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事业。这便是我首先要谈的问题,即公共史学它的本质所在。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
-1870),1861-1867年任驻华公使,是美国第一位进驻北京的驻华公使。卸任公使后,蒲安臣被清政府任命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任驻华公使期间,蒲安臣大力倡导和推行所谓列强对华“合作政策”,甚至他率中国使团出访也是为了“恢复合作精神”,并为此获得西方各国
“政府间协议的保证”。[1]所谓“合作政策”,一般认为包括如下内容:⑴有约各国联合维护条约权利;⑵维护中国领土完整;⑶支持愿意维持秩序和条约权利的清政府。[2]其中,“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主要是针对中国通商口岸内的租界问题而提出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商民开始在上海租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又在上海之外的多个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很多在华外人自认获得了租界的领土权,蒲安臣对此表示异议。在租界问题上,蒲安臣究竟持何种态度,这种态度又是如何反映了美国的租界政策,本文将给出自己的分析。

现在国内学术圈里时而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谈论或使用某一概念时,为了让人们“更明白”些,往往会在中文用词之后附加上英文词汇。对于那些海外舶来/引入的概念来说,如此之举无可厚非,甚至有时称得上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一些中文里原本就有、且含义界定早已明确了的概念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难道中文词汇唯有附上了英文词汇才算具有“正确/准确”的概念内涵吗?就某些人而言,“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认知和使用,似乎就落入了这一“用英文来解释/理解中文”的怪圈之中。“公众”一词无须加注任何英文词汇,国内的人们都会有一个共识,将其理解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3]至于“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含义所指,在国内便更不会产生歧义了。既然如此,这两个词汇组合成的“公众史学”概念,理应有着自己的一个不难定位的概念释义,而毋须假借英文来附署。并且,倘若非要认定“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提出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用作英文概念“Public
History”的对应译词,那么还要费尽周折地转义论证干嘛,直接使用“公共史学”一词不是更好些吗?为此,今天的一些学者选择“公众史学”而不是“公共史学”来称谓自己竭力倡导和努力建构的学科理路,一定是在潜意识里就明白区分出两者——中国的公众史学与美国的公共史学,是不能等同的。或者,至少是想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公众史学。所以,在这里笔者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公众史学的本质所在是什么。

租界在中国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中。

虽然在中国,“公众”这个概念只是20世纪里才形成的概念;且“公众史学”更是21世纪最近若干年里才提出/使用的概念用词,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我认为就概念指代的事物源流而言,公众史学实际上发端于民间的历史传统,例如民间说史、民间写史和民间传史,均表明民间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存在的。而且不论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历史传统其实都存在。世界各国都有,尤其以咱们中国最为突出。

关于
“租界”设立的条约依据,并无确文可考。订立于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有如下之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3]
,即给予英国商民在以上各港口通商旅居的权利,至于如何居住、在何处居住则无明示。1843年10月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进一步规定以租赁的形式确定外人居留区。[4]令外商集中居住,本是清政府为了便于管理控制洋人所采取的政策,而日后事态的发展却表明,这一政策反而为洋人进一步侵夺权益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

条约既定,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即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议英商在上海的居留地(settlement)界址和范围。1845年11月,双方将已经商妥并获两江总督批准的文件集结公布,是为《上海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5]这一章程尽管“确定并反复承认华人为‘土地主人’”
[6],但也赋予了英国在其居留区的诸多专管权力,如居留区的市政建设均由外人掌控,居留区内租地、立契、建房、开店、征捐等事宜均有领事参与,别国之人若在居留区内租地建房开铺等须征得英国领事的同意。此外,章程确定租地方式为“永租制”,并确立了“华洋分居”的原则。与此同时,法国也划定了居留区,确立了法领在该区的专管权。

第一,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民间。从留存至今的一些史著来看,像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恐怕都不能说他们是在以官方身份写史;古罗马帝国时代的权力者撰史,具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官方”修史性质了,但这些人的身份是统治者而非“史官”;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史,可以视作带引号的官方修史的产物,因为同教廷有用意/目标明确的安排纂史有关系。有意思的是,这些近似“官方”的色彩却没能直接导致西方的历史学的专业化。我们现今常常提起的西方历史学专业化进程,真正开启却是很晚近时候的事情,即到了19世纪,才以历史学的学科化趋向表现出来。不过,尽管学科化是专业化的表现,但也不能直接了当地将其视作官方化。因为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历史学中的学科专业化趋向并非是官方所为,如19世纪的兰克史学,应当属于大学里任教的专业历史学家的自发产物。如此来看,西方修史的民间传统还是很浓的。

英法的作法引起了美国的不满。早在1843年美商吴利国(Henry
G.Wolcott)即从巴富尔处获得租地。1846年,吴利国在所获租地内升起美国国旗,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并要求道台予以制止,最终吴利国降下了国旗。事后,在英领的交涉下,上海道台在土地章程后附加一款:“在划定的英商租地范围内,除英国外其他各国人民均不得悬挂国旗”[7]。1848年12月,新任美国领事祁理蕴(John
N. A.
Griswold)在其住所内再次升起美国国旗,复遭英国领事的抗议。为此,祁理蕴致函道台,声称英国在居留地的专管权力并无法律依据,美商租地无须得到他国领事的批准。[8]1852年继任美领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将地契呈送道台钤印,并请其将地契直接返还美领事馆登记,道台回复称地契应呈送英国领事馆查验登记。金能亨极为不满,向道台发出最后通牒,以派出美国战舰来沪相威胁[9]。道台立即屈服,第二天便将地契钤印返还。英领阿礼国[10](Rutherford
Alcock)曾对金能亨的行为提出抗议,并将争议情况提请英国外交部裁决。鉴于远东局势中美国实力的逐步增强,英国外交部决定承认美国的论点。至此,英国领事的专管权力实被打破。

第二,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方。总体上讲,东方的历史学与西方一样,也是起源于民间的。但是,具体到中国却有所不同。

在此期间,美国也在谋求自己的居留区域。1845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Rev.
William Jones
Boone)来到上海,因英居留区内地价高昂,欲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租地建教堂,遂同沪道吴健彰交涉要求将该地辟为美国居留区,获得批准。文惠廉并非美国外交代表,双方未签订任何正式协定,居留区界面四至也未确定。因虹口位置偏远,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美国商人仍多居住在英国居留区内,美国领事亦是如此,直至1854年才将领署迁往虹口。

在中国的民间,应当说历史学很早就有一种专业化的分离趋向,而恰恰是这种专业化分离趋向,培育/发展成官方修史的传统。例如,史学史中讲到的“孔子作《春秋》”(当然不是孔子一个人,而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批人),便可归类为专业学者治史的行列。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职业史官修史,不仅属于专业性质的修/治史,更是在以官方的身份从事专业修/治史了。倘若统观中国的史学史,我们还可发现官方治史的特点存在着一条基本的演进路径。一句话来表述,便是由早期的“撰”史,到后来的“修”史,再到更加后来的“纂”史。撰、修、纂这三个字,构成了中国的官方治史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具体来说,“撰”写历史的最杰出的典型代表是西汉的司马迁。司马迁治《史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民间。一些资料的采集,可以说是通过某种社会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史记》不论体例还是内容的表述,都具有开创性,是司马迁凭借自身独具的文采和史观,以其个人的观察现实、思考历史的视角和评判观点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其治史采用“撰”这个字来概括。那么,“修”写历史最典型代表是谁呢?我个人认为是宋代的司马光,因为他以其《资治通鉴》为自己奠定了这个的位置。在司马光所处的时期,已经有了不少的前人历史学成果问世,而他又据此重新按照编年的方式修写了一部通史。至于“纂”历史的代表,就是如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把“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拿掉之后,剩下来的那些历朝历代的正史。它们都可谓是“纂”出来的。因为前朝先做好了实录,后朝的史官只不过再把实录汇集在一起整理纂编而已。这便是我们在上面说的中国历史学官方治史特点的一条基本演进路径。有了官方治史,不被吸纳其中的社会上其他任何人所治之史,便“理所当然地”被划归为“野史”了。这些“野史”的成书过程乃至最终流传下来的历史文本,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不正可算作当时的“公众史学”及其“成果”吗?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英法美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均宣布“严守中立”,外侨居留区自是成为“中立区”。4月英领阿礼国与美领金能亨分别召集在沪英、美侨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5人组成的协防委员会,并组建“上海义勇队”,协助英国驻沪海军保卫上海外人居留区,严禁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会议还决定修建长期防御工事,开挖一条连接洋泾浜和苏州河的壕沟[11],以保护外侨。
6月下旬,阿礼国提议由英法美三国代表自行修改土地章程,提议成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对三国居留地实行管理。美国驻华专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建议限制领事的权力,并修改把中国人排斥在外国居留地之外的内容。[12]
9月,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次年4月,英美驻沪海军及侨民同清军发生了“泥城之战”[13],列强更加迫切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以保障自身利益。7月,三国驻沪领事正式宣布了新的土地章程,即《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在章程正式实施以后,驻沪领事团才移文道台知晓。

面对历史现实的我们确实可以/也应当这么看。因为仅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民间社会对于历史的发掘、处理和承袭,也完全称得上渊远流长。为此,若将民间的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应用实践,看作当今的公众史学的前身或“早期的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公众史学实际上始终都在以下面这样的两条线形式而存在着。第一条线可谓,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即从民间专业历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后来的官方历史学家的史学;第二条线则为,民间历史说书/史者(民间说书艺人口耳相传和戏剧艺人的演绎)和民间历史家(中国的典型代表如蔡东藩),他们以讲述历史故事的这种扎根于社会的行为,始终如一地书写/“说”“传”着历史知识的学问。其中,民间的不论专业历史家,还是历史说书者及历史戏剧创作者,所起的作用恰恰是连接甚至是沟通正史与“野史”的桥梁或管道。成书于朝廷的正史所记载的历史内容,通过这些人散布到了民间;而成形于民间的“野史”所讲述的历史内容,也是通过这些人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以至于被官方的职业历史家所知晓(司马迁的《史记》便有很多素材采自这些民间讲述的历史内容)。所以,从这两条线来看公众史学(不论是“早期的公众史学”还是现今的公众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或职业历史学家的“治史”,同民间“书写”历史,相互之间的交汇/交互或互动的问题。

1854年土地章程的中英文本在相关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14]。中文本第十条规定有“设派更夫”的内容,英文本中则表述为“establishing
a watch or police
force”,将更夫同警察混为一谈;中文本关于“选派三名或多名经收”,英文本则变为“to
appoint a committee of three or more persons to levy the said rates and
dues”,即指定一个由三人或三人以上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征税事宜。章程既为外人自行修改,其必以英文本为据。这貌似微小的差异,成为外人居留地发展乃至膨胀的基本依据。此外,章程还摒弃了华洋分居原则。

将东西方的有关历史情况予以综合比较,我们获得的总体印象实际上会变得更加地清晰起来。宏观上讲,西方社会本应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民间治史传统,因为非官方的专业历史学家是后来的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且不具备官方治史的传统,故而也就应当形成不了对民间治史的压制。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由于西方的历史上官方治史传统的缺乏,倒是造成了长久以来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东方的中国淡漠了不少。反观中国的历史,恰恰是悠久的官方治史传统直接影响着社会,从而使得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西方来说要浓郁了许多。例如长久以来,中国的百姓几乎尽人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遗臭万年”等警句名言。当然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亦是由于官方垄断着正史的书写,结果使得民间社会的治史只能流于“野史”、演义,或假借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而寓于戏曲之中了。

几天之后,这份章程在全体租地人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据此组建了管理当地各种行政事务的权力机构,称为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后改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俗称
“工部局”[15]。这样,随着独立的市政机构的建立,最初仅是作为外人通商贸易之地的“居留地”,演变为独立于中国行政实体之外的“国中之国”,正式成为后人称谓的“租界”。

分析美国在此阶段的政策可见,它一面以“条约权利”的名义反对英法的专管权力,另一面亦想为本国商人争得一处专有区域;它并不反对“居留地”或者“租界”,而是从始至终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想分取杯羹。作为“租界”形成基本依据的1854年土地章程,是美国同英、法两国协商一致的结果。只是作为后来者,美国眼见便利商贸地点已被英法占去,只得另寻它路开拓本国商贸。为此,美国驻华使领官员竭力反对英法在其居留地享有专管权力,建议控制领事的权力而将之委派于一个专门委员会,并且反对“华洋分居”等等。所以,美国的政策背后透射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也正是同英法的分歧,反映了作为商业帝国的美国所追求的开放原则。

如今看来,公众史学作为某种中间环节,已然成为一种存在的必要。因为其可以变成,专业史学家走下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入社会大众;民间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为提升自身史学素养水平和研史/写史方法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而走近专业历史学家,双方互为沟通/融合的桥梁。在职业历史学家的参与和专业指导下,社会公众自主地撰写出关于自己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历史著述,以此来弥补职业历史学家和官方治史之遗缺疏漏,进而让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得更加丰满充实。这,或许就是公众史学的本质所在吧。

总而言之,正是上述从历史到现实各自具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并且,仅凭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以及数千年来民间的社会大众对历史书写特有的喜好和对历史述说表现形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传承,中国的公众史学就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而不该去扮演一个舶来品的角色!

1856年,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战争失利,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增开牛庄、登州、九江、镇江等10处为通商口岸,还规定,在新开口岸内允准外人租地,俄美也根据条约“一体均沾”。租界在天津、广州、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纷纷涌现。

参考文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蒲安臣于1861年6月被林肯政府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在他之前的几位美国驻华公使多专注于修约问题,对上海租界情势关注较少,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任其自行发展的政策。至蒲安臣上任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然结束,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平和,租界问题突显急迫,这使他对租界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该年12月21日蒲安臣到达上海。其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东征之际,上海附近的宁波十几日前刚被攻陷,当地外人惊恐不已。英法美驻宁波领事决定将城外洋人居住区域划为专区,由英法舰队保护。蒲安臣密切关注宁波局势,于次年1月伙同英国海军中将何伯(James
Hope)抵达宁波,召集相关各方商议自卫办法。他们进一步明确了外人居留区界址,宣称当地外人有权自行制订居留区内规章制度,并警告太平军不得“进犯”。对此,蒲安臣向时任美国务卿威廉?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汇报称:

[1] KELLEY R.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see
Phyllis K. Leffler& Joseph Brent, Public History Readings[M].Malabar,
FL: Krieger Publishing Co., 1992:111.

这只是为了保障我们的条约权利和遵守条约义务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我发现,其他有约列强走得更远,他们要求‘领土的让与’(concession
of
territory),并获得了帝国政府的批准;但是考虑到我国的政策,我不认为有权这么做。[16]

[2]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EB/OL].
].

此时,太平军开始向上海进攻。驻沪外人立即推选出以前美国领事金能亨为首的五人防务委员会,誓以武力防卫上海。1月13日,防务委员会制定了所谓“防御计划”,并获得批准。蒲安臣对此深表赞同。[17]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437页。

1854年土地章程通过后,上海英美法租界虽然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却仍然各自独立,特别是商民较少的虹口美租界,工部局更是鞭长莫及。面对太平军的进攻,缺乏军队做后盾的美租界防委会很快认识到自己力量单薄,乃请求英租界防委会和英国海军承担起保卫虹口美租界的任务。英方同意了美方的请求,还建议将虹口并入英租界。[18]1862年3月31日,英租界召开全体租地人会议,正式通过了美租界并入英租界的决议。与此同时,法租界却从统一的三国租界管理机制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专管租界。法国驻沪领事爱棠[19]继而又要求在既有居留地内划出一块独立的法国专管区。美国驻宁波领事对此坚决反对,认为法国的行径违反了三国领事在1月和5月达成的协议,侵害了宁波美侨的利益,并将此提交蒲安臣裁定。蒲安臣支持宁波美领的决定,声称“我们有权在任何条约口岸的任何地点买卖和居住,任何专管租界都会削减美国的条约权利”。[20]最终,宁波法租界未能开辟。这一事件可以反映美方反对专管租界的立场。

Clar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 and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in Chinese
Context

此时,一些外侨在《北华捷报》上发文,要求清廷把上海抵押给外人。[21]6月,以金能亨为首的防务委员会上书工部局提出,“改上海为自由市,使其受对华利益最亲切之五国[22]保护之下,凡华洋居民之掌产业者,皆有选举权,按章选举代表,设立一强有力之市政府,统治全租界及其附近之村庄,授以管理财政及警政之权,俾其维持秩序,保卫居民,藉使租界成为中国第一商埠。如此计划,舆论深表同情;果能实现,中外均受其益”[23]
,意欲使上海完全独立于中国主权。7月,上海道台吴煦致函英领麦华陀,要求协查租界华人人数以便征税,麦华陀复函拒绝,否认上海道台在租界内有征税权。[24]蒲安臣对此深感忧虑,他意识到“英国领事和外侨自认在上海获得了一处‘准领土让与地’(a
quasi territorial
concession),在界内他们不仅要管辖英国人还要管辖中国人……这会引起英法地方官员为在中国获得更多权益而竞争”,最终损害美国的条约权利。[25]英国公使布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从对华政策的全局出发也对英租界的上述行径持否定态度。由于英美公使的反对,上海自由市计划宣告流产,上海道台也得以用其他方式对租界内华人征税。上述事件展露了外国侨民觊觎中国领土主权的意图。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商民的利益,蒲安臣觉得他应该有所行动了。

WANG Xu-dong

1862年3月,美国务卿西沃德在给蒲安臣的训令中称,“迄今就我所知,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同英法两国是一致的。毫无疑问,英法公使的行为将会最大程度上地推进所有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指示你同他们的代表合作和协商”,[26]明确指示蒲安臣在对华政策上同英法合作,以共同推进所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中国租界问题上的情势很快使蒲安臣找到了“合作”的具体内容。蒲安臣意识到,西方国家现在的首要任务不应再是同清政权对峙,而是应该维护这一政权,以实现北京条约、天津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在同英法俄公使的会谈中,他多次提请他们注意“租界问题”,并欣喜地发现,“他们与我的看法一样,我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一致,那就是要保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27]。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反让与地主义”(non-concession
doctrine),反对租界当局攫取租界的领土主权及对界内中国人的管辖权。此后,英美公使多次函告其各自驻沪领事,告知根据既有条约中国政府并未放弃租界领土主权及对界内华人的管辖权。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是年8月,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第三次进攻上海。为加强上海的防务,上海租界召开租地人特别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改组工部局问题。被选为该委员会成员的金能亨于1863年4月向蒲安臣汇报了委员会关于改组工部局的原则:

  1. China)

无论组建何种机构都应由各国公使直接从帝国政府获得授权。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rigor, in Chinese context,
the two concepts of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 and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should not be freely interchangeabl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otherwise they will
become a vocabulary game of only one different word. The so-called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should b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Publ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 ) is far beyond it i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whose
definition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it and the coverage is naturally
greater than it. Of course,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Gong Zh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I),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I) ——Publ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lso enter the halls of the history special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to become a new branch of history, especially in
China,which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该机构的权力不能超越单纯的市政范围——道路、警察,以及为市政目的而征税。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Gong Zhong Shi Xue; Gong Gong Shi Xue; public
history

不为外人雇佣的华人,应该完全由中国当局管辖,即如在中国城市中一般。

【本文转载自《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各国领事应各自管辖本国人民,市政当局只是抓捕危害公共秩序者,并将其交予或起诉至各相关当局,如中国或其他相关国领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市政机构中应该有华人代表,有关界内华民的举措应向其咨询并获得其同意。[28]

蒲安臣很快就此同英法俄公使进行了沟通,他们一致同意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上海各租界的合并。9月,美租界召开全体租地人会议,同意并入英租界。[29]10月,英美租界合并正式生效。合并后通常被称为洋泾浜北首外国租界(Foreign
Settlement at Shanghai North of the Yang-King-Pang
Creek)或者英美租界(English and American
Settlements),后世多称为公共租界[30]。而法租界已决意独立,尽管英美方面几经交涉,仍拒绝合并。

1864年5月,又有其他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在租界管辖权上面打起了主意,该领事认为,这些口岸的租地由英国政府直接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不同于上海等地由外商从中国业主手中租地[31],因而领事得以在该地域内行使直接的管辖权,管辖包括华民及别国商民在内的一应事务。他甚至主张,英国租地区域应该为英国商民专有,否认他国商民在英国租地区拥有租地权。蒲安臣闻讯后即同英使布鲁斯沟通。布鲁斯回信称他已明确告诫英领,“英国政府获得的租地并不使其拥有对该地领土的管辖权,土地主权仍归中国所有……女王陛下的领事并不因为他国商民居住于从女王手中租得的土地上而有权对他们实施管辖”。这实际上是明确肯定了蒲安臣所倡导的“反让与地”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通商口岸实行所谓“国租制”的租界区。[32]

也是在这一年,在蒲安臣几经动议下,北京公使团正式同意并公布上海公共租界改组原则。6月,蒲安臣再次致函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33],强调:

关于所谓的concession,我已有函致你。按照该词汇所一般被理解的意思,本不存在这种东西。我国公民有权利在条约口岸的任何地点居住和买卖;若任何有约列强从中国政府获得“领土让与”(concession
of
territory,或者称“让与地”)的要求得到承认,并据此享有对我国公民及其财产的管辖权,这将是对我国条约权利的限制。

…………

我们所倡导的合作政策可简述如下……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实施“领土的让与”,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其百姓的管辖,更不能威胁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34]

1865年4月起,上海英美租界以“现行土地章程不敷满足租界的良好管理”为由,决议修订新的土地章程,并于1866年3月租地人大会上获得通过。新土地章程草案根据之前确定的租界改组原则,加入了“华人参政”的条款。对此,蒲安臣很是满意,他认为,“土地章程现有内容的扩充,是1863年所倡导的合作政策及在其基础上达成的相关安排的成果”。[35]

至此,蒲安臣将其在租界问题上的主张同所谓的“合作政策”完美地结合了起来。美国务卿西沃德曾于1863年9月函复蒲安臣,对他所身体力行的上海租界市政组织原则和合作政策大为赞赏,称“你采取的政策出色且明智”。但西沃德也意识到,以上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各国驻京公使的个人魄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他不无忧虑地表示,“我们不得不担心,若这些驻京公使们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在任何时候被聪明才智稍差的政客们接替时,现今达成一致的这一有益政策都可能被废止”。[36]

西沃德的担心不无道理。1867年11月蒲安臣辞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接替他的劳文罗斯(J.
Ross
Browne)主张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而早在1865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已由前驻沪领事阿礼国出任,此人更是热衷于以武力谋取在华利益。在如此两人的“合作”下,对新的土地章程草案进行了修改,于1869年9月由英、美、法、俄、普五国公使批准实施。批准后的土地章程中关于“华人参政”的内容已不见踪影[37],而工部局的权力却大为扩展。

蒲安臣辞任后,旋即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于翌年代表中国率使团出使美、法、英、普、俄等有约各国,进行“亲善宣传”[38]。蒲安臣之所以接受这次任命,据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的分析,主要是担心“合作”政策面临瓦解的危险,“伴随着列强在中国境内的冲突,中华帝国很可能被瓜分”,因此蒲安臣决定承担这项“事关重大”的使命。[39]

1868年6月蒲安臣率团抵达美国,代表清政府同美国缔结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通称“蒲安臣条约”。该约是他倡导的对华政策的重要结晶。特别是条约第一款,成为他所谓“保全中国”理论的条约体现。该款内容如下:[40]

大清国大皇帝按约准各国商民在指定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面贸易行走之处,推原约内该款之意,并无将管辖地方水面之权一并议给。……再凡中国已经指准美国官民居住贸易之地,及续有指准之地,或别国人民在此地内有居住贸易等事,除有约各国款内指明归某官管辖外,皆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

在1868年8月21日的波士顿演说中,蒲安臣对该条款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

首先,它宣布了中国水域的中立性质,以反对种种治外法权主义的主张……。它还打倒了所谓的“让与地主义”(concession
doctrines),根据该“主义”,居住在各通商口岸不同地段的各国人民都认为,他们不仅能对本国人民进行管辖,不仅能对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进行管辖,还可以对中国人及其它国家的民众进行管辖。……中国从未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也没有放弃在该领土上的管辖权,而且我相信它永远也不会放弃。这个条约击败了所有这种关于“领土让与”的主张。[41]

可以看出,该条款是蒲安臣欲为他的在华租界政策取得所谓的“条约保障”。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看,该条款也是“蒲安臣条约最重要的部分”[42],体现着美国的利益和要求。当时,在华外侨中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即中国政府已将“租界”领土“让与”他们,成为列强本国的“准领土”。在蒲安臣看来,无论是自由市的倡议,还是法国专管租界的分立,都是这种倾向的反映。而从美国利益出发,中国领土主权的丧失将是对美国权益的最大破坏,因为忙于国内战争的美国政府不能派出军事武装参加在中国的角逐,且作为商业帝国,美国更看重的是经济利益。因此,蒲安臣认为,他必须尽力遏止上述倾向,于是大力鼓吹中国领土完整对列强的意义,反对“领土让与”论,并试图说服其他列强认识到维持中国领土表面上的完整,支持清政府的“行政实体”地位的必要性。这便是构成其“合作政策”的宗旨。

然而,蒲安臣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中美条约在租界问题上的实际效力实是微乎其微。列强对该条约持冷淡态度,他们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中国领土的觊觎野心,没有停止浸夺中国主权的进程。因此,随着布鲁斯、蒲安臣等人的相继去职,合作政策陷于瘫痪。至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新一轮狂潮,不仅大肆开辟租界,还纷纷抢占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和势力范围。蒲安臣的对华租界政策基本陷于失败。

作为学术研究,中国的租界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外的研究尽管角度和结论各不相同,但是都强调了美国同其他列强在政策上的特殊性。其中,或认为美国的“维护中国”的立场,断定美国“在华无租界”,[43]或坚称美国虽有在沪租界,但美国租界是“长成的”而非“创立的”的,[44]或将美国的租借政策嵌入其“门户开放”大政策之中。[45]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美国在华无租界”的看法。[46]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租界政策的性质,围绕着美国政策是否有

“反租界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展开讨论。[4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蒲安臣主张美国“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反对列强在华谋求租界”,“否认了租界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从而提出了“反租界主义”政策原则。[48]实际上,这些观点大多不过是借用美国学者论著中的结论,由于英汉概念对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引起的对蒲安臣租界政策认识混乱,造成对“反租界”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的失当。话语对译的含混不清折射出对概念术语含义的解读混乱。长期以来,对外国学术文本的翻译较为随意和模糊,严重影响到对租界的性质和定义作出明确的界定,有必要做出辨析和廓清。

租界作为近代以来中外交往中产生的一个特殊事物,要给其定性,还必须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去。查中英《南京条约》的文本,其中只是规定中英地方官员“议定界址”,“系准英人租赁”,对于此类界址的名称,并没有确定。之后相继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也没有对“租界”作任何明确的规定。至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领巴富尔议定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对准许英商租地的地域仍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名称。只是在准许租地地域确定后,英商及英领自行称之为“English
Settlement”,意即英国居留地。后美法相继获得准许本国商民租地之地域,美侨称其为“American
Settlement”,但法领敏体尼却以法语称其为“Fran?aise
Concession”,意即“大法国的特许地”。据清政府同各国所订条约之精神,以及上海道最初划定“通商居住”范围的初衷,所划区地域确切地应该称为外商“居住地”,故英侨和美侨以“settlement”呼之也无不可,也算适宜。但法领以“concession”称呼本国所获区域,首先反映了他们意欲据居留地为己所有的心态,再者也与其时法国大国思想颇重、不肯用英语词汇称呼本国所获租地区域有关。尽管如此,从法侨最初所享有的权益来看,所谓的“Fran?aise
Concession”也仅仅是法国的“居留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