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次评论,高力士的故事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一部政论书。过了将近四十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又下令刷印一千部,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文献资料记载了这件事,但这些官员们批注了些什么意见,历史工作者却迄未得知。最近,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同志发现了这一批附有当时各级官员签注或评论的《校邠庐抗议》,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阅读了这些材料。这批书,明清档案部现在尚存二百余部,四百三十七册,原书每部两册,现存的,有的已只有一册。每册封面右下方都贴有黄签,墨笔楷书臣某某谨签等字样。有的是一人署名,有的是一个衙门多人合署。

我最初读到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以下简称《考证补》)初稿是在2004年末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术年会上,我被指派为这篇文章的评论人,但因文章长,时间紧,我只浏览了一遍,对于文中某些推理过程没看明白,心存怀疑,可是一时不能形成明晰的看法。所以我在会上只就一个具体的结论提出怀疑,且会上时间很短,未能展开讨论。最近我重新拜读连载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和第4期上的《考证补》,发现我的怀疑不仅仍没有得到解决,还增加了新的疑问,所以写了这篇《献疑》,就教茅先生和各位专家。

茅先生在文章的学术史回顾部分说他是继承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几位的研究而来的,而我对那几位先生的观点原本就有不赞成的,所以我不限于讨论《考证补》一文。又因为写的是《献疑》,所以只说那些不同的意见,相同的就不说了,换言之,并非对于各位专家所有的观点都不赞成。

关于公车上书的讨论,起因于《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自编年谱》)中如下一段自述: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日两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先是公车联章,孙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闽人编修黄□曾,孙之心腹也。初六、七日连日大集,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孙毓汶与李联英内外恐吓,是日翁常熟入朝房,犹力争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曰:‘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事何?’孙知不能强,乃使李联英请之太后,迫令皇上画押,于是大事去矣。”

康有为将自己描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

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首先撰文对于康有为自述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此后,大陆学者也是先从质疑细节开始,逐渐质疑康有为的领袖地位,乃至否定有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称之为“大欺骗”。茅先生认为“大欺骗”的说法不科学,而应该这样表述:“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2]这是“大欺骗”的另一种说法。

茅先生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他有这样一段议论:

“……由此观之,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其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当然,这一种分类法是人为的,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原本只是前一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组成部分;然而康有为已将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放大,致使今人将该词汇作为其专用名词,为使今人有所区别,不得已而将之区分罢了。”[3]

按照这种说法,梁启超领衔的上书不是受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指命,而是由翁同龢、文廷式等官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且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的上书实际上也是由翁同龢、文廷式等官员发动、策动、组织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与广东举人陈景华一样,仅是上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茅先生的这番意思在另一处表达得更清楚:“康、梁本人又是被策动的对象,而不是运动的领袖。”[4]

比较康有为的自述和茅先生的结论,两者完全不同。如果真如茅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说康有为搞“大欺骗”,一点也不冤枉他。但事实并非如茅先生所言。

一、公车上书是否由翁同龢等政治高层所发动

翁同龢等“政治高层”是否有利用公车上书的动机

茅先生先从“政治高层”有利用公车上书的需要和动机来论证他的观点。他研究了在李鸿章赴日谈判期间作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对于议和的态度,认为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至二十日(1895年4月4日至14日)翁同龢的活动来看,翁反对割地议和,而光绪皇帝却听从另一派的意见,同意割地议和,所以翁不得不利用下层的舆论来迫使光绪皇帝改变主意。在研究这段史事时,他主要利用《翁同龢日记》(以下简称《翁日记》或《日记》),对之作逐日解读,不过多有误读,所以其结论难以成立。

茅先生说翁同龢反对割地议和,主要是根据《翁日记》[5]中所记他反对割让台湾的言论。如: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日记》记:“上意总在速成,余力陈台不可弃,与二邸不洽。”三月十二日记:“入时早。封奏三,电二。余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茅先生将《日记》中的“余力陈台不可弃”、“余力言台不可弃”的言论理解为翁反对割台湾又反对割辽东,以为翁因此与主张割台湾保辽东的军机大臣孙毓汶等发生了激烈冲突。如他解读上引三月十二日《日记》说:“此一记录表明,翁在御前与军机处同僚发生了大冲突,一些军机大臣的意见是割台以保辽,翁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6]茅先生显然是误解了日记的原意,他所断言的“翁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中的“不同意割辽”是他主观添加上去的,而不是原文所有的。翁在日记中只说他反对割台湾,并没说他反对割辽东,而从三月十二日的日记来看,他是主张割辽东的。这天的《日记》有“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一段,这“孰重孰轻,何待再计”就是孙毓汶等针对翁割辽保台的主张而发出的质问。如果翁既反对割台湾也反对割辽东,就不会有“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的质问了。这一质问表明,翁与孙毓汶等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割地,而在于究竟割哪块地:翁主张割辽保台,孙等主张割台保辽。

从今人的观点来看,翁的立场颇为费解: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辽东显然比台湾重要,翁怎么能主张弃辽保台呢?翁的日记未对此作明确说明,但有间接说明,就是上引三月十二日《日记》中说的“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一句。我们可通过翁“以为是”的这道奏折来了解他弃辽保台的理由。

这道奏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奏倭攻台湾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当时文廷式听说有割台之议,便上折反对。折中说:“今日台湾之事,尤为存亡之所关。李鸿章之行也,其秘计在割台湾,曾与孙毓汶、徐用仪密议于美国使署。虽大臣秘之,而举国皆知之。其言以散地易要地,夫奉天固要地矣,台湾关系江浙闽广之大,可谓之散地乎?”他揭露李鸿章在出使之前就已经与孙毓汶、徐用仪在美国使馆密谋好了割台。这正是翁同龢所怀疑的,也是令他非常气愤的。翁这天的《日记》中也记了这样一句:“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

折中又说:“夫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若朝廷隐弃之而不言,奸臣巧割之而不恤,四方之人,谁不解体?不独各国环起之可虑,当日金田粤匪岂不由和议苟且召之乎?”[7]他认为,辽东战败,已被日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割让辽东,是“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百姓还能谅解;而如果将日本尚未占领的台湾割去,那就大失人心了,“四方之人,谁不解体”?翁赞成奏折中所言,“以为是”。由此可以明白翁何以主张弃辽保台。原来,翁在权衡南北两地的割让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住人心不要解体。人心,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由此也就能理解他《日记》中的“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这句话的分量了。

当年,不仅翁同龢和文廷式有弃辽保台的主张,光绪皇帝也有。《日记》三月二十九日记:“论及台民死守,上曰:‘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在官员和士子的上书中,这种主张就更多了。如:

《御史易俊奏和局不可恃和约不可允请力黜和议折》:“如由辽河以东……然尤得曰此已失之地也。然台湾系完善之区……后人以容易弃之,可乎?”[8]

《吏部尚书书麟奏编修王荣商条陈勿和力战据呈代递折》:“如倭人愿得兵费,则金、复、海、盖诸州皆应让还中国。如倭人不肯还地,则中国所失已多,台湾固不能割,兵费更不宜赔。”[9]

《广东举人梁启超等呈文》(三月二十八日投递都察院,四月初六日代递):“辽边失守,我师败衄,无可如何。若台湾全岛为东南门户,连地千里,岂可未闻败失,遽甘弃捐?”[10]

其他,《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为倭人索求太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毋堕其奸计折》[11]、《喻兆番等呈文》等[12]也都有弃辽保台的主张,理由相同。

如此看来,翁同龢的弃辽保台的主张不是孤立的,所以他能援引舆论,“激昂”地与孙毓汶等争论,又“力争于上前”。可是孙毓汶等不买他的账,他们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来反驳他:“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一下子就把他将住了。

长期以来,不知道是由哪位学者开始的,将翁同龢描写成一位反对割地议和的主战派,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且根深蒂固。不仅茅先生,我自己在写这篇文章以前,也是受这种观点影响的。为了纠正这个根深蒂固的共识,我这里要补充一些史料,以进一步搞清翁的真实立场。

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任命李鸿章为赴日本的谈判代表。在任命之前清政府已经知道日本方面有割让土地的要求,但是在李鸿章受命之初,他曾在不同场合声称决不割让土地,翁同龢也表示说可以多赔款而不割地,然而这些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们都知道不割地就得与日本开战,而面对水陆溃败的形势,他们不得不同意割地,谁也不敢主张再战了,不过在割哪块地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翁主张割辽东,孙毓汶、李鸿章等主张割台湾。在二月初六日之前,光绪皇帝令恭亲王奕传谕即将赴日的李鸿章,给他“商让土地之权”。这道口谕在翁的《日记》中没有记录,但在他的《随手记》中有记录。《随手记》是翁同龢任枢臣时的每日杂记,有不少机密文字,与他的《日记》多有不同。《随手记》出版于2003年11月,收在《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中,此书是翁同龢的后裔翁万戈先生利用翁同龢的手稿中关于甲午战争的部分编成的,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茅先生未利用此书,如果利用了,当不会误解翁同龢的立场。《随手记》二月初六日记有李鸿章所上奏折《赴日议约预筹大略情形》的内容:“倭意重割地。恭亲王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翁在“李鸿章”的“李”字旁点了三个点,在“商让土地之权”六个字旁边点了六个点,又在整个这段话的上面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像阿拉伯数字的“8”字。[13]这些圈圈点点,无疑是强调其特别重要。但是翁的《日记》对此只字不记,《日记》中仅记他这天晚上与李鸿章长谈:“李相议及割地,余曰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如果仅从《日记》来看,翁反对割地的态度非常坚决,“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辽东当然更不必说了。但是把《日记》和《随手记》联系起来看,那就知道他不是坚决反对割地的。当天晚上翁与李长谈时,双方都知道皇帝已有“商让土地之权”的口谕了,所以他俩就不是讨论割地与不割地的问题,而是讨论割哪块地的问题了。不过翁的《日记》在写法上很有技巧,他只记他反对割台湾,却只字不记他主张割辽东。不但这天《日记》没记他主张割辽东,在全部《日记》中都没记,不但没记他主张割辽东,也没记他的其他妥协言行,包括他不得不同意的签约和画押。《日记》中凡是记他反对割台湾之处都写得有声有色,而凡是不得不妥协之处,他都尽量略去不记,实在略不过去的,他就记自己如何流泪,如何愤懑,如何不欲书、不欲记,等等,总之从《日记》看他没说过一句妥协的话。翁是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的。

二月初七日,王大臣会议,遵谕定策,发出给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的出使训令。但翁《日记》仅记:“见起三刻,以廷寄李相稿、田贝信,以及枢臣递东朝奏片,敕书改本面递。书房一刻,早退。”如果仅就《日记》,看不出有皇帝给李鸿章割地的谕旨,也看不出翁同龢有同意割地的态度。但《随手记》所记就不同了:“廷寄李相,勖其妥办和事。枢臣连衔并庆邸奏片一件,奏慈圣,声明时事阽危,前欲面陈,蒙传谕一切皆遵谕旨办理。皇上洞烛机宜,予李某以商让土地之权云云。”[14]“妥办和事”、“商让土地之权”,这些就是上谕的内容。对于这道上谕,翁同龢等军机大臣都表示同意,他们还连衔向慈禧太后奏报,称扬皇上“洞烛机宜”呢。这称扬并不是官面文章,而是出自真心,因为在翁同龢等枢臣看来,在海陆溃败的形势下与日本议和,不割地是不行的。

二月初七日给李鸿章的廷寄乃是出使训令,但是在公私文献中都没有关于它的完整记载,现在所见到的仅有两条:一条即上引《随手记》中所记,一条是李鸿章于三月二十六日所上《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中回溯他出使时所得训令,要他“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15]。

李鸿章出使日本后,不断以电报与清廷联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请示割地。这时翁同龢主张弃辽保台,而孙毓汶等主张弃台保辽,李鸿章与孙毓汶的意见相同。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坚持要求两处均割,否则就开战,所以翁同龢与孙毓汶等也就不再争论,只好同意日本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李鸿章连电,报告他这两日与日本代表谈判的情况: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有所减少,台澎全割,辽东割地略减,赔款减至二万万两,但逼签的口气更为强硬。日本在十六日要求“三日内回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准”。又威胁说: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16]十七日,伊藤致函李鸿章称四日内回复,即三月二十一日回复。[17]这是最后通牒。

于是在十八日见起时,就李鸿章连日二电进行讨论。《日记》记:“见起三刻,于上前有所陈说。退而偕庆邸及诸公诣恭邸,恭邸稍愈矣,然于事无能补救也。再至直房拟旨递,午正二刻散去,无他语也。”

茅先生分析这段日记说:“由此可见,光绪帝并未采纳翁的进言,最后的决定在恭王府中做出。”[18]强调光绪皇帝与翁同龢有意见分歧,其根据显然是“见起三刻,于上前有所陈说”这一句。可是翁的日记并没有说明“有所陈说”的内容,茅先生怎么就能知道光绪皇帝没有接受翁的进言呢?我想茅先生是认为翁同龢的陈言仍然是坚持不割地,因而不被光绪皇帝采纳。这是误读。在日本以开战相威胁之下,翁同龢绝对不敢说不割地了,难道他要撤使再战吗?他有什么依凭再战?他对再战做好准备了吗?实际上,在这种形势下,他和其他枢臣所能做的,只能是如何妥协。

在这天枢臣讨论之后,由翁同龢起草一道给李鸿章的谕旨,内说:“奉旨:十六、十七两日电奏二件均悉……惟两大款关系最重:赔费已减三分之一,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舒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著该大臣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裨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电闻,一面与定约。”[19]这道谕旨中关于割地的指示,既不是孙毓汶等先前所主张的割台湾,也不是翁同龢所主张的割辽东,而是改为两处各割一半,这显然是为迎合日本方面割让两地的要求而做的变通。这个变通之法可能就是翁《日记》中所说的“有所陈说”的内容,在得到光绪皇帝认可之后,写入谕旨中。但是翁同龢等对于这项变通之法并不抱多少希望,所以谕旨的最后指示是:“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电闻,一面与定约。”这是要李鸿章按照日本方面的割让两处的要求签约,以免再开战。这样的指示实在是迫不得已,翁同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道电旨距日本最后通牒所要求的三月二十一日以前答复的时间还有三天。

三月十九日李鸿章连发三电告急,说日本逼迫甚急,其第三电说:“复信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理等语。是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20]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翁同龢等在二十日见到这三封电奏。当日《日记》记:“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见起二刻。”未记见起二刻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在这二刻中,决定按照日方的要求订约。当日午刻电寄李鸿章,电文为:

“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21]

茅先生对于上引两条史料做如下解读:“这是一道决定性的电旨!即命李鸿章按照伊藤博文提出的最后条件,与日本签订和约。毫无疑问,这一道电旨违背了翁同龢等人的意愿,于是有了其日记中‘不欲记,不忍记’之语。”[22]

这是严重的误读。茅先生将《日记》中的“不欲记,不忍记”这六个字,解释为对光绪皇帝的电旨的不满,而原文明明是针对日本的要挟的:“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表达了翁对于宋自日本的要挟所感到的刻骨铭心的耻辱和无奈,这种无奈是因为他除了屈服以外别无办法。所以他和其他军机大臣、皇帝仅用了两刻钟就决定了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照日本要求签约。他们彼此之间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谁也不敢再讲任何不顺从的话了,因为据日本最后通牒规定的日期只有一天了。

以上就是翁同龢在李鸿章赴日谈判期间的基本表现。从翁的《日记》、《随手记》和电旨来看,翁与同僚的分歧仅在一点上,就是他主张弃辽保台,而孙毓汶等主张弃台保辽,但是在日本强硬的两地皆割的逼迫下,他们之间的争论很快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他们之间也就没有分歧了;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迫下,他们一致被迫同意按照日本的条件如期签约,以免再开战;二十日令李鸿章签约的电旨是皇帝和枢臣共同决定的,并不存在“电旨违背了翁同龢等人的意愿”的事情,更不存在翁同龢对这道电旨气愤得“不欲记,不忍记”的情形。

可是,由于茅先生错误地解读这一段史料,误以为翁同龢一直反对弃地求和,又误以为“不欲记,不忍记”是对皇帝令签约的电旨的不满,所以他做出如下一段推论:“光绪帝的最后态度,已使翁同龢等人感到他们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由此再观康有为《我史》中称‘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一语,即可深入此次公车上书的内幕。康虽有可能知道当日收到的李鸿章电报,更大的可能是不知该电而仅知《马关条约》的基本条款;但他绝不可能知道谈判的具体过程,更不可能知道三月二十日的电旨。由此可以认定,向其透露消息者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他们出面来反对条约、反对李鸿章、反对割台、拒和再战。这些又恰恰是翁同龢、汪鸣銮、李鸿藻等人的主张。反过来说,如果让公车们知道全部消息,即知道谈判的全过程和三月二十日电旨,他们就有可能反对军机处、反对光绪帝。事态的发展将不可收拾。而政治高层发动者决定于二十一日对外透露,恰是他们要利用下层的请愿来改变光绪帝二十日的旨意。”[23]

按照这种说法,翁同龢、李鸿藻等帝党高官竟然在背后与光绪皇帝斗法,他们故意向外漏消息,以制造反签约的舆论,再利用舆论来逼迫皇帝改变主意,拒和再战。而且他们在向外泄漏消息时,又能拿捏得十分准确,知道什么该泄漏,什么不该泄漏,既能使舆论反对签约,又能使舆论不反对光绪皇帝和军机大臣。他们真是制造舆论的高手!

这一段推论均为想像,尤其离谱的是说翁同龢等要拒和再战。在海陆溃败之后,翁同龢、李鸿藻等何曾说过一句再战的话!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的“名流误国”条载:“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闻。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上为所动,兵祸遂其开。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乃不敢言战。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24]这种活灵活现的对话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说翁同龢先主战、等到海陆战败之后则不敢言战,这倒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本,也没有资格言战了。

不过,在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画押之后至四月十四日中日在烟台换约之前,清廷又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再加上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活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态度也因此有些变化,在和战之间又有犹豫。翁同龢也一度强硬,他一再主张延期批准条约,想等待三国干涉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并不主张毁约再战。当四月初二日慈禧太后令枢臣就和与战“妥商一策以闻”时,翁同龢绝口不提一个“战”字。请看他那几天的《日记》:

四月初二日:“军机见起时传懿旨,谓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今枢臣妥商一策以闻……噫!难矣……忽梦死二日,邃邃然呼曰万古矣。”初四日:“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书斋所论大抵皆极为难,臣憾不能碎首以报……午正访高阳于黄酒铺痛谈,相对欷歔,归后未决,如在沸釜中。”初五日:“刘之奏未至,极徘徊也。”初六日:“孙君以所拟宣示稿就正,邸以为是。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大意已偏在和字。”在初六日这天,孙毓汶已经拟好为批准条约向群臣作说明的宣示稿,并向翁同龢等征求意见,翁虽在《日记》中未说明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但他无疑是赞成了。初八日光绪皇帝决定批准和约,《日记》记:“于是战栗哽咽,承旨而退。书斋人侍,君臣相顾挥泪,此何等景象耶!”

在批准条约之前的这几天的《日记》中,翁未说过一句妥协的话,也未说过一句主战的话,甚至未出过一策,可以概之以“无作为”。事后,翁同龢也正是这样自我评价的。他在光绪皇帝批准条约之后,拟有一折题为《奏为微臣奉职无状上累圣明亟请罢斥以明黜陟事》,说:“……上年六月,命臣至军机处会看折件,以后又命臣为军机大臣。时值倭奴逞志,愈胜愈骄。臣于敌势军情,蒙焉不识,遂致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割地偿款为从古所未有。既不能力争于未画押之前,又不能挽回于未批准之际,依违淟涊,偃卧汍澜,此等情形,直同已死。今御押已签,条约已定……”最后请将一切职事尽行革退。[25]这一折将他主张对日开战到光绪皇帝批准条约这一时期的表现和责任做了检讨,倒也真诚,求实。他检讨了三点:第一点,他由于对于敌势军情蒙焉不识而主战,结果战败,使朝廷不得不派使求和。由这点检讨可知,他对于自己当初主战已经后悔。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后来为什么绝口不提一个“战”字了,他经过海陆战败之后对于“敌势军情”不再是“蒙焉不识”,他知道不能再战了,所以在太后要求枢臣就和战“妥商一策”时,他绝口不提一个“战”字。第二点,他未能在李鸿章画押之前进行力争,以阻止画押。第三点,他未能在皇帝批准条约之前设法挽救。这第二、第三点就是他在谈判期间的表现。这种表现对于他来说是必然的。他既然不能再主战,却又不愿意出头主和,所以便无作为。所谓“依违淟涊”,就是在犹犹豫豫中与主和派同流合污了;所谓“偃卧汍澜”,就是躺在那里流泪。他说“此等情形,直同已死”,倒是既形象又准确。

一个“直同已死”之人,他还能背后与皇帝斗法,暗中鼓动舆论,毁约再战吗?

乙未年的上书浪潮是否由“政治高层”泄漏消息所引起

茅先生除了从翁同龢有利用舆论的动机来推测政治高层“决定于二十一日对外透露”这个结论外,还从三月二十一日以后的上书内容中推出这个结论来。他写道:

“……当我在阅读有关拒和的上奏、代奏等档案文献时,突出的感受是,绝大多数上奏上书者的情报都十分偏狭,甚至误认为李鸿章私自签订了《马关条约》。他们上书的目的,是要求光绪帝利用条约的批准权,来否决《马关条约》。这种误解越到下层即越普遍,而在最低一层公车们的上书中李鸿章形象有如汉奸。”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高层的老手们已经看出,他们内心中绝不赞同的《马关条约》,也一定会受到官员们发自内心的拒绝。他们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将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他们无需亲自组织、处处布置,甚至有可能没有预料到公车们的加入,致使雪球越滚越大。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外透露一些他们认为可以透露的情报,微微作一点暗示,犹如长袖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面来反对,这样就有机会再次向光绪帝进言,以拒绝批准、或推迟批准由光绪帝电旨同意、李鸿章已经签订的条约。也就是说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三月二十日的电旨。”

“三月二十一的时间,《马关条约》的内容,使人感受到了此中政治动作的分量。”[26]

茅先生认为乙未年反对议和的上书浪潮是由三月二十一日“政治高层的老手们”将《马关条约》的内容“稍稍外泄”而“立即激起”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三月二十一的时间,《马关条约》的内容,使人感受到了此中政治动作的分量”。

可是上面我已经指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在三月二十一日有意向外泄露消息,以鼓动京官和举人们上书反对议和。而下面我将证明,即使三月二十一日有谁向外泄漏了《马关条约》的内容,也未能“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

反对议和的大规模的上书浪潮是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而不是茅先生所谓翁同龢等透露《马关条约》内容后的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上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上书人知道了《马关条约》的内容,而是因为知道了李鸿章画押归来的消息。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于日本马关在和约上画押。二十四日离开日本返国。二十六日抵达天津,立即向下属说明签约情况,并派人以六百里驰奏《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赉送《马关条约》抄本和日本改画的奉天界图。二十七日翁同龢见到奏报,当天《日记》记:“书房一刻,李鸿章六百里报携至书斋示臣,明日始下。”二十八日《随手登记档》记:“朱批李鸿章折。报六百里。三月二十六发,马递发回。一、中日会议各约已成。单一,条约。图一,奉天划界。”[27]《随手登记档》的登录就是清廷向外披露李鸿章画押的消息了,这使得近一段时期的传闻得到证实,所以从二十九日开始了大规模的上书,反对割地议和,至四月十四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后平息。这个上书过程有不少史书都有记载,如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日战争》第1册中收录的三篇综述性的史书就都讲到了。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方荫桓既归,鸿章未发,朝命三品以上大员议和战。迨割地议起,朝野忧惧,台湾臣民争尤力。未几,鸿章成约归,割地、赔款、商利均从倭意,方称病翱翔天津,于是京朝官之封章,疆臣之电奏,会试公车在都者亦腾章力阻,朝意颇为动,令鸿章改议。”[28]姚氏于甲午、乙未之际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此书。于光绪二十三年出版。[29]

易顺鼎《盾墨拾余》:“三月二十七日,合肥专人送和约到京。二十八日,济宁捧约逼上批准,海盐和之。上迟疑不允。经高阳、常熟俱力争请缓。高阳免冠连叩不止,乃罢。是日,外间尚不知,故无封奏。二十九日,封奏九件上。谏垣四、国子一、翰林二、南斋一、上斋一,均联名,是日奏者共一百二十余人。”[30]易顺鼎于甲午、乙未之际为主战论者,曾参与刘坤一戎幕。他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京,四月初两次赴都察院上书。所著《盾墨拾余》“多亲见亲闻亲历者”[31]。该书于光绪二十二年出版。

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相以二十六日旋津,即请假,李经方亦不入都复命,派道员伍廷芳赉约赴京,定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一时京师巨僚多交章论列,翰林院亦有公折,公车诸孝廉集杨忠愍词[祠]联名上书,走都察院请披阖代陈,各省督抚亦有封章谏阻。”[32]曹和济是河南巡抚刘树堂派往天津坐探中日军情的委员,书中所记“就是他就所探闻,于汇报之后,辑录整理下来的”[33]。此书于光绪年间出版。

以上三位作者都亲历过甲午战争。三书都记载说李鸿章回天津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议和的上书活动。易顺鼎当时也正到北京来上书,所以他记录的日期很准确,为二十九日,但误记“封奏九”,实际应该为“封奏八”,他多记了一件翰林的上书。姚锡光则区别了李鸿章归来以前和以后舆论的不同表现:在李归来以前,“迨割地议起,朝野忧惧,台湾臣民争尤力”,这是说《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出后,引起朝野忧惧,却未引起大规模的上书;在“鸿章成约归”以后才引发大规模的上书。曹和济则准确记载李鸿章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到天津之后才有大规模的上书,并且特别提到了举人集议于松筠庵及请都察院代递的上书事件。

这三部书所说的乙未年大规模上书的起因和经过,可以从现存上书的数量和内容得到证实。如果依照《随手登记档》登录的顺序[34]来阅读这一时期京官和举人的上书,可以看到,从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的7天的时间里仅有4次京官上书,其中有1次为4人联名,其他3次为个人所上,上书者均不知道李鸿章已经与日本代表议定和约,仅知道一些不确实的《马关条约》的内容。二十九日上书爆增,当日有8折是反对议和的上书,其中6折都讲到李鸿章已经画押事。如:《编修李桂林等条陈》(有翰林院的编修、修撰、检讨、庶吉士83人联名)[35]说:“今所议草约,虽经使臣画押,而其中实多窒碍难行之处,不得不详加指驳,更予筹商。”[36]《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为倭人索求太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毋堕其计折》(丁立瀛和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庞鸿书联名)说:“今李鸿章虽取其条约而归,而朝廷尚未批准,其事尤可熟筹改计。”[37]其他4折为:《祭酒陆润庠等请宣示和议条款折》(南书房行走陆润庠等4人联名)[38]、《京畿道监察御史刘心源奏为汉奸把持和议所拟条款要挟太过切勿遽允折》[39]、《侍讲张仁黼等奏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上书房行走张仁黼等3人联名)[40]、《御史高燮曾奏为事势危迫应分段责成各将领负责战守折》[41]。这6道上书的签名者共94人,其身分有翰林院的官员、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御史等,他们不是因为哪个政治高层向他们泄漏了《马关条约》的内容而上书反对的,而是在确知李鸿章已经画押之后才上书反对的,是自发进行的。

晚清,官员们自发地大规模上书,这不是第一次,已不新鲜。崇厚于光绪五年擅签《里瓦基亚条约》时,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上书反对浪潮。中法战争时,清廷在军事上获胜的形势下与法国议和,也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这类上书活动都是自发进行的,没有高层发动,也不需要高层发动。

茅先生所断言的三月二十一日翁同拆等向外泄漏《马关条约》内容就立即激起上书浪潮是没有根据的,不仅是二十九日兴起的大规模的上书不是由它所引起,就是此前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零星的京官上书也不是由它引起的。

二十二日有两道奏折,一道是《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割地议和倭索过巨折》[42],另一道是《三品顶戴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和约要挟已甚请回宸断折》[43]。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各有一道奏折,分别是《户部掌印给事中洪良品请召李鸿章回京专筹战备折》[44]和文廷式、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4人联奏《日人要挟过甚请饬使臣展缓商议折》[45]。从这4折的内容看,作者尚不知朝廷已命李鸿章与日本签约,而以为仍在商谈中,所以洪良品二十三日的奏折请“速召李鸿章回京,勿徇和议”;二十五日文廷式等的奏折还以为李鸿章受伤甚重,因而建议展缓议和。对于《马关条约》的内容,4道奏折的引述也不准确。褚成博的奏折说“兵费之外,兼索台湾”,王鹏运奏折说“风闻军机致李鸿章电音,有兵费不得过一万万两地酌之语。又闻与割台湾已有成议。”[46]这些引述说明上书者还不知道已经议定赔款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和台湾两处。即使自诩为消息灵通的文廷式,也以为李鸿章受伤甚重,不能主持议和,又以为条约中有“关税又减”的规定(“关税又减”是日本方面在谈判开始时于三月初七日提出的草约即《十款和约》中的内容,它规定日本进口出口税为值百抽二,而清廷原来与列强所定税率为值百抽五),而不知道李鸿章于三月十七日的奏报中说明此项规定已经删除。

总之,上引4折上奏的原因均不是因为得到所谓三月二十一日政治高层传出的消息,而是根据此前流传的不很准确的消息上奏的。

除了4道奏折外,还有1封说帖。《日记》三月二十二日记:“到督办处,见译署申君允,慷慨争和议。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说帖,甚壮,惜太迟矣。”茅先生对这封说帖有一段分析:“在督办军务处,总理衙门的申允告诉他,总理衙门章京等56人准备联衔上书,再争和约,其评价是‘甚壮,惜太迟’,也没有透露对申允说了什么。”[47]茅先生的理解似有误。翁的《日记》没有说申允告诉他“总理衙门章京等56人准备联衔上书,再争和约”,而是说带来一份说帖。“说帖”不是“奏折”,茅先生误以为是要呈递的奏折。[48]说帖的应用范围较广,通常是下级对上级有所建言,或同级之间交换意见,但给皇帝的上书却不能称说帖。这份说帖之所以递到督办军务处,可能是因为此处的首脑奕䜣、奕劻、翁同龢、荣禄、长麟等权重,对谈判有重要影响。这份说帖肯定不是由政治高层鼓动而上的,因为他们不可能鼓动京官给自己上说帖。翁同龢在看过这份说帖之后,评价说:“甚壮,惜太迟矣。”他认为光绪皇帝既然已电旨议和,这种争和议的说帖也就没有意义了。仅据这一条就可以推知,翁不可能在二十一日有意向外泄漏消息,去制造“惜太迟”的舆论。

以上,我研究的结论与茅先生不同,我认为翁同龢等截止到三月二十一日并没有利用舆论来反对光绪皇帝的签约电旨的意图,因为翁同龢等也是同意这道电旨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二十一日向外泄漏过《马关条约》的内容,而且乙未年大规模的上书浪潮也不是因为二十一日传出《马关条约》的内容引起的,而是由李鸿章二十六日成约归来这个公开的消息引起的。所以不能说乙未年的上书是由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发动的。

二、公车上书是否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和组织

茅先生说,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只是向外泄露消息,但他们并不具体策动举人上书,具体策动者是文廷式等级别比较低的京官,但是他却未能找到可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所列举的理由和材料都是靠不住的。

泄漏消息的官员是否就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他在得知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电奏签约的消息后,立即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联名上书。茅先生针对这个说法,追究康有为的消息来源,由此来判定是哪个京官策动了他。他指出,从《自编年谱》看,此时康有为与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和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交往比较多,其中王鹏运的可能性更大些。接着他有如下分析:

“如果确实是王鹏运透露情报给康,那么可以认定,是王策动了康,王才是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80人上书的真正的‘鼓动’者与‘分托’者。”

“实际上,究竟是王鹏运还是其他人向康有为透露情报,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露情报者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公车们上书。”[49]

茅先生把向康有为透露消息的人当作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政治高层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时表达得更清楚。他说:“他们(按指翁同龢等政治高层)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将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他们无需亲自组织,处处布置,甚至有可能没有预料到公车们的加入,致使雪球越滚越大。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外稍稍透露一些他们认为可以透露的情报,微微作一点暗示,犹如长袖轻轻地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来反对……”[50]这些政治高层事先都没有想到会发生公车上书,但是他们却成了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根据就是他们曾“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如此说来,做一个运动的发动者其工作是极为简单的,只要泄露或传播消息就可以了。

茅先生这样给发动者或策动者下定义,大可商榷。

如果按照茅先生的定义来寻找乙未年上书运动的发动者,那么这个发动者非李鸿章莫属。前已指出,李鸿章成约归来的消息是李本人最先向天津的官员发布的。而此前,三月二十日,李鸿章致电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向他透露将要签约的消息,电文为:“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云无可商。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议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51]盛宣怀当即就给奎俊等地方大员发电,通报消息,电文为:“制台、宁署抚台、苏署、广东、杭州、安庆:傅相来电,和议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耳。”[52]二十二日盛宣怀又致电奎俊等:“宁督、苏杭两署:李相创口渐愈,子未取出。约已定廿一日画押,即回津。辽东至营口又全台均割,赔款三万万。姑安旦夕。后事如何得了?”[53]有的官员也正是得到他们传布的消息后上书的。如广东巡抚马丕瑶奏《强寇要盟权奸挟制筹策具陈折》说:“窃臣阅天津电报局电传,和议已成,计列十款,李鸿章于二十六日回津等语。逖闻之下,惊骇彷徨,罔知所措……”[54]马丕瑶是在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后上书的,盛宣怀的消息是来自李鸿章,按照茅先生的定义,盛宣怀就是马丕瑶的策动者,李鸿章则是发动者。但是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可以。

散布消息的人只是在散布能够引发运动的诱因,但是只有诱因并不能自然地引发一场运动。某种消息流布,往往只引起特定的群体采取行动,这是因为有人利用这个消息对这个特定的群体做了发动工作,使之采取行动了。这个人才是运动的发动者。

可用杨锐的上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孔祥吉先生在《关于杨锐的历史评价》一文中引述了杨锐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致沈曾植的一封信,信后附有一份《马关条约》的抄件,这份抄件原是沈曾植抄给杨锐看的。[55]沈抄给杨锐看,目的是否鼓动杨锐上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知杨锐的两次上书都不是由沈曾植抄示的《马关条约》鼓动起来的。杨锐第一次上书是在侍读学士华奎领衔的155名京官联名的上书上签名,时间是四月初一日,他显然是响应了华奎的号召签名的,华奎是这次上书的策动者。第二次上书是在康有为领导的18省举人联名的上书上签名,他是以举人身份签名的,他显然是响应了康有为的号召,康有为是这次上书的领导者。在杨锐的这个事例中,沈曾植虽然将《马关条约》抄给杨锐看了,但沈并不是杨锐上书的发动者或者策动者,而并没有抄示《马关条约》的华奎和康有为才是杨锐参与的上书事件的鼓动者。

再看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例子。五四学生运动是从北京大学先发动起来的,起因是有学生听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个消息是由不同的渠道传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2日向部分学生干部讲了和约内容。他的消息来自林长民,林长民还于5月2日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署名文章,披露巴黎和会将把中国山东交给日本的消息。文章写得很沉痛,结尾处呼吁:“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公开鼓动国民反对和约。林长民的消息又来自于在巴黎的梁启超,梁先电告汪大燮和林长民,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6]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就是遵照梁电报的要求来警告国民。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泄漏消息的,据周策纵先生《五四运动史》说,5月1日北京的《中国时报》已经登载了消息,5月3日有在北京的外国教员向中国人泄漏了这个消息。[57]按照茅先生给发动者、策动者所下的定义,从蔡元培到外国教师都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发动者、策动者。但是在彭明、周策纵等专家写的关于五四运动的著作中都没有说他们发动了五四学生运动,我手头的几种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上也没有这样讲,这些著作都把这场运动描述为学生的自发运动,这与当年参加运动的学生的回忆相符,学生坚决不承认有人发动、策动过他们。

为什么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外国教师都不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动者?因为他们都没有对北京大学这个群体做过如何抗议的发动工作。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是在听到有关消息后,自己开会议论如何采取行动的,而后决定5月4日到天安门游行。所以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发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学生运动的领袖,如傅斯年、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等因为散布消息成为与运动有关联的人物,但不是发动者。以林长民为例,他在报纸上撰文号召“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四万万众”中当然也包括北京大学的学生,但是“四万万众”并没有都响应他的号召而立刻采取抗议行动,只有北京的学生在“五四”那天采取行动了,这是因为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头头把学生发动起来了。

如果蔡元培、林长民不能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那么翁同龢,即使他真的向外泄漏过消息,他也不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因为他并没有对联名上书的举人这个群体做过任何工作;那么王鹏运,即使他真的向康有为泄漏过消息,他也不是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联名上书的策动者,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向康有为或者梁启超建议去动员广东举人联名上书。

而且在当时,翁同龢等政治高层、文廷式等京官根本也不会想到去发动、策动举人上书。举人不是官员,无言责,人微言轻,他们当时是到京城来参加进士考试的,翁同龢、文廷式等怎么会突发奇想在三月二十一或者二十二日去发动他们上书呢?在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京官的上书不过才4起,零零落落的,京官的上书还没发动起来呢,又怎么就想到去发动举人上书了!

文廷式是否策动了江西、江南举人上书

茅先生举出文廷式“策动”江西、江南举人上书的事例,来证明是京官策动了公车上书。他写道:“从文廷式策动江西、江南举人共174人两次上书事例来看,公车上书的策动者应是京官,方法是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58]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文廷式是怎样策动江西、江南举人上书的,只说:“……汪叔子先生在其所编《文廷式集》中,说明了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程维清等江西举人12工人联名上书、初八日都察院代奏汪曾武等江南举人53人联名上书是文廷式的策动组织。对此我都是赞同的。”[59]可是汪叔子先生到底是怎样说的呢?

汪在《文廷式集》附录中收录了《江南举人汪曾武等为和议窒碍难行请饬改议公呈》和《江西举人程维清等请改定和议条款公呈》两折。汪先生在注释中说明他收录的理由。他为汪曾武领衔的上书所加的说明是:“此呈领衔者汪曾武,即文廷式之表弟。汪曾武并尝有自记,谓此折系由文廷式‘点窜’改定。”[60]汪先生因为文廷式“点窜”过这道上书,所以将其收为附录,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他并未由这“点窜”二字,就推论这次上书是由文廷式策动的。“点窜”是什么意思?就是对别人已经写好的文稿稍加修改而已。

汪先生为程维清领衔的上书所加的说明是:“是呈列名者,文廷楷即文龢,为文廷式之九弟;彭树华,为文廷式之妹夫;文廷桡即文彤,为文廷式之五弟;文景清,亦文廷式之同里族亲。其他同乡、同年、朋好等勿论。此呈与文廷式确有关系,惟呈文是否亦如下录《江南举人汪曾武为和议窒碍难行请饬改议公呈》系经文氏亲与改窜,犹未能定。故收为附录,用资参考。”[61]汪先生根据列名者中有文廷式的亲友,断定“此呈与文廷式确有关系”,这个断语已经过头了。文廷式有几个亲友到京城来参加考试,有同乡程维清领头上书,他们当然可能签名表示支持,这未必与文廷式有什么关系。所谓与文廷式有关系,仅可以是一种推论,并不能说“确有关系”。而茅先生又进一步,仅凭上书中有文廷式的亲友签名,就断定这次上书是由文廷式策动、组织的,那就走得更远了。

江南举人的上书经文廷式点窜过,江西举人的上书中有文廷式的亲友列名,茅先生仅凭这点证据,就断言这两次上书是文廷式策动的,这证据未免太单薄了。不仅如此,茅先生又进一步,仅根据文廷式这一例,就推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公车上书的策动者应是京官”,就是说其他各省的公车上书和18省联名的公车上书都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这结论和证据之间的跨度也太大了。

《闻尘偶记》是否能证明文廷式策动了公车上书

茅先生在《考证补》的“四、公车上书的发动者”一节中还分析了文廷式《闻尘偶记》中关于乙未年上书活动的回忆。过去孔祥吉先生也很重视这条材料,他在《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中加以引述,以说明“在公车上书过程中,文廷式等帝党官员,发挥了不小作用”[62]。茅先生表示同意孔的观点。孔、茅两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误信了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自我吹嘘。文的自我吹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而孔、茅两位以考证见长的学者却竟然相信,这是因为两位有偏见,他们就是不相信康有为所说,而一见到不利于康有为的材料就相信,用以证明康有为作伪。

《闻尘偶记》说:“总署事极机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倭人先电询鸿章有让地之权否,又电云有概行让地之权否。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申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院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难之,故迟迟不上。余乃劾都察院雍上听,上命廷寄问之。裕德、徐郙始惧,不数日悉上。时和议几沮。”[63]

如果事实真如文廷式所说的这样,那么乙未年的上书浪潮就是在他的上书的影响下形成的了。不是吗?他“独先独确”地得知《马关条约》,遂与戴鸿慈首先上书,又将《马关条约》录之遍示同人。在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俄而”御史、内廷行走、翰林、各部院司员、大臣、各省公车先后上书,上书活动逐层展开,使“和议几沮”。真可谓大言不惭。

文廷式说的那道“首先论之”的上书当指前引三月二十五日他与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联名的上书,孔祥吉和茅海建两位也都认为是这道上书。如果确实是这道上书,那么他将《马关条约》“录之遍示同人”也应当是在这时候。可是从二十五日之后,从《随手登记档》的登录来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天均无反对议和的上书,这说明文廷式的上书和抄示《马关条约》并未引起上书活动。二十九日起出现了大规模的上书,但那是因为李鸿章成约归来引起的,与文廷式无关。

不过《闻尘偶记》说他上书纠劾都察院,这倒是事实。纠劾都察院的奏片是文廷式和戴鸿慈联名于四月初三日所上,内称:“此次各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闻该堂官已允代奏,尚属知所缓急。惟闻事隔七八日,尚耒进达宸聪。事关大计,如此迟延,使我皇上不能洞悉民情,未知何意。应请旨严行切责,以敬惰顽。”[64]当日有旨,令交都察院堂官阅看。[65]此后都察院才加快代递各省举人公呈。这道奏折对于都察院代递公车上书起了推动作用,但不是策动和组织公车上书。

文廷式对于他在乙未年的上书活动还有另一种说法,他在《琴风余谈》中说:“乙未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所议条约到京,天忽大风,黄雾四塞……先是二十五日,余独约讲官四人递折。人皆以为事已成,可不必说。余曰:譬犹父母病重,即不可治,岂得不进药邪?总理衙门章京等于二十三、四日亦递说帖争款事。于是一说帖、一奏,京师传抄,始知条款荒谬如此。至二十九日而翰林阖署公折上,两书房亦有公折。三十日,近支贝勒、贝子、公等公折及都察院公折并上。四月初一日,内阁阖署公折亦上。其一二人联衔及单衔具奏者亦十余折。闻上意稍移,未知能卒有补救否?闻各行省公车举人,皆具呈都察院代递。人情纷扰异常,可知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之干犯众怒矣。”[66]这一段话当写于乙未年四月初一日或者初二日,因为它仅记到四月初一日的情况,并且有“闻上意稍移,未知能卒有补救否”这样的揣度之句,尚不知后事如何。由于这段话是当时所记,所以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可信。孔祥吉和茅海建两位均未征引这一段。在这一段中,文廷式没有说他将《马关条约》“录之遍示同人”,仅说他在三月二十五日“约讲官四人递折”,这道奏折被传抄。他同时又说到总理衙门章京的说帖也被传抄,又说到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所议条约到京”,这些都是事实。他又说到从三月二十九日起出现大规模的上书活动,而这已在二十八日“李鸿章所议条约到京”之后,这表明他承认大规模的上书浪潮是与“李鸿章所议条约到京”有关。至于公车上书,文中写道“闻各行省公车举人,皆具呈都察院代递”,这“闻”字表明公车上书活动与他无关,不是由他策动和组织的。

由京官和举人的联名上书是否能证明公车上书是由京官策动的

茅先生除了找到文廷式点窜江南举人上书的文稿一例外,未能找到其他京官策动举人联名上书的实例,但又找到詹事府左赞善贻谷领衔上书等5例上书,都是官员领衔、官员和举人联名的上书,以此来推论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也是由京官策动的。这种推论犯了逻辑不一致的错误。

本来,茅先生所说的文廷式等京官是“暗中”策动和组织公车上书的,之所以说是“暗中”,是因为乙未年32件公车上书是清一色的举人上书,而没有官员在上面签名(在18省举人联名上书中签名的杨锐等4人有官员身份,但他们是以举人身份签名的),如果有官员在这样的上书活动中起了策动和组织的作用,那么他们自然是“暗中”起作用的。但是5例京官和举人联名上书却不同,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上书,在这种类型的上书中官员是直接参加进来的,他们列名在举人之前,并且有一位领衔,其官员的主导地位由签名的次序表现出来了,他们是“公开”策动和组织的。由这种有官员签名的上书即由官员“公开”策动和组织的上书,怎么能推论出没有官员签名的清一色的举人上书一定有京官暗中策动和组织呢?如果在清一色举人联名的上书中有官员暗中策动,那就得找出暗中策动的证据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其实,这5例官员和举人的联名上书非但不能证明公车上书是由官员暗中策动和组织的,反倒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公车上书不是由官员策动和组织的,因为官员和举人联名上书的事实表明在当时的环境中,官员完全可以公开地支持举人上书,不必躲在背后暗中策动,所以,如果在某一道公车上书上没有官员签名,又没有官员在背后策动的证据,那么这道上书就是举人自己搞起来的,与官员无关。

还须指出,那5例官员和举人的联名上书,虽然都由京官领衔签名,却也未必就是京官策动和组织的,也可能实际上是由举人策动和组织的,只是在签名时让京官居前并且领衔而已。

官员和举人的联名上书是以省籍联系起来的,这种省籍联名的方式显然是出于举人上书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京官上书的需要。京官联名上书通常不采用省籍联名的方式,而是采取同衙门的方式,也有联合同志好友的。而举人上书则不同,他们没有衙门,也不像后来的学生有学校,他们的活动中心是会馆,所以他们的联名上书采取省籍联名的方式。如果他们上书联系的都是本省举人,那就形成清一色的举人联名上书;如果他们不仅联系本省举人,而且还联系本省京官,那就形成官员和举人的联名上书,这是举人要借重京官来壮大声势,所以官员列名在前。

上面我的分析可用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题为《各抒义愤》的一篇报道为佐证,报道说:“日前都察院署前有闽省孝廉为首会同京官商民等约百余人,栏舆递呈各情,已列前报。兹闻所呈乃因中日两国和局,台湾一省永让与日廷管理。”[67]福建的上书就是黄谋烈领衔的63名官员和88名举人联名的上书,上书的内容也与报道所说相吻合。在奏折上,官员列名在前,但到都察院上书时,是举人打头了,是“闽省孝廉为首会同京官商民等约百人”。(不过上书中并没有以商民身份签名的。)

其他几例官员和举人联名上书,虽然不一定都如福建一样是举人主动的,但也应该还有举人主动的。

总之,从茅海建先生举出的文廷式暗中策动的例子和5例京官与举人联名上书的例子来看,除江南举人联名上书外,其他31次举人上书都与京官无关,既无京官公开参与其中,也无京官在背后策动。而江南这次也不是由文廷式策动的,他只是点窜过上书的文稿而已。所以32起举人上书,没有一起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举人上书乃是举人自己的事,何劳京官来策动?看看五四学生运动,那规模、那方式都远非公车上书所能比,学生们不就是自己搞起来的吗?既不劳京官,也不劳教授,或者家长。乙未年的老大不小的举人们,不过就是在写好的上书上请人签名而已,他们自己就不能做起来?就一定要等某个京官来策动他们,组织他们?如果举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之时,他们还要傻呆呆地坐等京官策动才能行动,那就太可悲了!

不过,我最后要说明一点,我断言32起公车上书没有一起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是因为迄今未找到材料证明哪一起上书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未必这么简单。三月二十八日以后,京城沸沸扬扬,人人在议论和约,来京会试的举人少不了和同乡京官议论此事,或许就有京官建议举人联名上书,也是自然的事情。康有为《自编年谱》说,他当时和梁启超等“分托朝士鼓动”各省举人上书,这“朝士”就是官员和举人。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是重证据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没有找到京官策动和组织举人上书的材料之前,我们就不能说公车上书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更不能说全部是由京官策动和组织的。而下面我将证明,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湖南举人上书、18省举人联名上书都是由举人自己组织的,而不是由京官组织的。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玄宗时期有一位与主子一同沉浮的“老奴”大宦官,名叫高力士唐朝玄宗时大宦官。本姓冯,名元一,高州良德人。幼时被岭南地方官阉割,后贡入宫廷,因宦官高延福收其为养子而改姓高。玄宗李隆基未立时,高力士即“倾心奉之”,并随其参预宫廷政变。玄宗即位后,高力士知内侍省事,进封渤海郡公,四方奏事都经他手,权力极大。
高力士,他的家族,是极为显赫的大家族。原居住在北方。五胡时期,社会大动乱,冯家辗转迁徙,最后托身于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他的曾祖冯盎,在隋文帝时先后任过县令、刺史和太守等职;在隋炀帝时曾随驾征伐辽东,升任左武卫大将军,成为皇帝的近臣。隋末天下大乱,英雄豪杰乘势而起。冯盎也乘机扩展势力,在岭南拥有“二十余州,地数千里”,成为雄视一方的霸主。
唐王朝乘隋末乱世起兵建国后,首先致力于削平北方各地的割据群雄,到武德四年,以大将为岭南抚慰大使,招抚岭南各州。次年7月,冯盎归服。唐朝廷将冯盎所献地区划分为八个州,授予他上柱国、高州总管,封为越国公,仍由他管辖这些地方。同时,冯盎的两个儿子也被任命为刺史。冯氏父子,以遗臣而摇身一变,又成为唐王朝的新贵。
在冯氏家族的女性先祖中,有一位声名威扬的洗夫人,即冯盎的祖母。洗夫人的母家,世代为南越族的首领,跨山据洞,其部落之众多达十万余家。这家族在时的岭南少数民族中,势众财雄,有威望。这位洗夫人,至今在海南岛和她的家乡湛江地区,仍被民间尊奉为“婆祖”、“姑太”。史书记载,洗夫人聪慧贤明,富于谋略,长于筹划。成人之后善于约束抚慰部众,并具有出征用兵的军事才能,是位勇谋兼备的少数民族女英雄豪杰。
洗夫人在母家的志行美名,被当时的罗州刺史冯融所熟知看重,便礼聘娶她为儿子冯宝的妻子。冯宝任高凉太守。冯洗两姓联姻,是岭南地区汉、越民族融合发展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冯氏家族迁至岭南后,虽然几代都担任地方长官,由于是羁旅他乡,因而号令难行。冯融洞察情势,巧妙地运用联姻策略,打破了长期相持的僵局。洗夫人由越族女儿变成汉家之妇,这特殊身份和家族关系,使她在民族团结发展的事业中,发挥了独有的杰出才能。洗夫人卒于602年,享寿达91岁。她生前被隋文帝册封为谯国夫人,死后赐谥号诚敬夫人。洗夫人及其后代,自南朝梁、陈至隋、唐,统治管理广东南部地区达百年之久。
冯氏家族的声威势力,在隋唐之际达到了最盛期。冯氏势力的扩展,其一是与岭南越族的其他豪强大姓发生矛盾冲突;其二是与唐朝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国策相冲突。冯盎据八州之地,野心勃勃,高祖在位末年,就以武力反唐。即位后,以软硬兼施之策对付冯盎,暂时缓和了几方面的矛盾。贞观五年,在唐王朝的恩威并用下,冯盎入京朝贡。
统一全国日益强盛的唐朝,不允许地方割据势力分割国家的土地、人口,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存在。唐王朝一再采取措施,削弱地方割据力量。贞观初年,唐太宗下令依天下山川形势,划分全国为十道。其中岭南道包括五岭之南73州及安南都护府,即包括今广东、广西一带地区。唐高宗上元二年,唐王朝开始直接选派官员到岭南任职,逐步代替“土官”(即就地任命地方豪强和种族首领为政府官员)。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南方地区的直接统治,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削弱打击,冯氏家族的势力一直是受到唐王朝密切关注。贞观二十三年,冯盎去世。次年,唐王朝将高州都督府的辖地分割为高、恩、潘三州,以冯盎的儿子和侄子分任各州刺史。冯盎兄弟三人,他们的儿子辈多达数十人,仍然具有雄强威势。冯盎的几个儿子都任刺史职务,其中有一人娶礼部尚书许敬宗之女为妻。但从冯盎的孙辈开始,冯氏家族的势力急剧衰落下来。
冯君衡是冯盎的孙儿之一,就是高力士的父亲,曾任潘州刺史。冯氏家族遭受严重打击的“家难”,就发生在冯君衡这一代。史书记载他本人于称帝初年身亡时,冯君衡因犯罪被籍没抄家,女儿冯嫒被俘没入宫,后来为尼姑;幼子被送往京城,入宫当了宦官。
高力士的生母麦氏,是隋朝将领麦铁杖的曾孙女。麦铁杖在隋文帝时为骠骑将军,后来战死于“渡辽之役”。他的儿子麦孟才,死于隋末的“江都之乱”。
冯氏遭遇“家难”,高力士年约10岁。母子被强行分离,麦氏抚高力士痛哭道:“这次相别,不知何时能再见面。你胸前生有七个黑痣,别人说你日后必定显贵。你爱为娘手上这双金环,我会留着它,等到相见时让你辨认。儿啊,娘若不死,再能与你相见,你千万不要忘了娘的话!”从力士母子骨肉离散不能相顾的情状,可想这场“家难”的悲惨。
高力士被籍没入官府后,即受阉割,后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到洛阳,贡入皇宫。女皇武则天见他生得面貌端正,性情机敏,便留他在身边听候使唤。后来,力士因犯下过失被责打一顿赶出皇宫。宦官高延福将力士收为养子,从此便改姓为高。
高延福出自则天女皇的侄子武三思之家。武三思受封为梁王,受到姑母的重用。高延福与武三思家有什么往来之事,都让高力士传递话语,他得以经常进出武三思的府第。过了一年多时间,高力士就又被召回宫中听差。高力士在宫中逐渐长大,成人后身高六尺五寸。长期在宫中供奉听差,高力士养成了谨慎细致,稳重忠诚的奴仆性格。他生性机灵,反应敏捷,勤于学习,能担当传达诏令敕书,被授予宫闱丞之职。
古代的宦官,其身份地位从实质上讲,就是皇帝的“家奴”。宦官制度,是专制皇权的附属物。宦官身为“刑余之人”,要想爬上高位,作威作福,必须紧紧依附于皇权。而封建时代的皇宫中,围绕着最高统治权——皇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经常发展到你死我活的血腥程度。在宫廷斗争的漩涡中,宦官是必定要被卷进去的人物。他们是皇帝的近臣,身不由己。如此一来,要想在宫廷斗争中避祸就福,宦官们善于观察风向势头,及时把握机会,以身投靠。若是选择得当,就会显贵加身,福荣尽至;如果晕头转向,不辨事态,轻则斥逐,重则丧生。而高力士,就是这样一位三者兼备的人物。自取得皇权的历史陈迹,来看高力士从一个身份低贱的小人物,逐渐爬上宦官首脑、皇帝宠臣。
唐朝建后,定都长安。从高祖、太宗到高宗当政时期,是稳定政治、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的阶段。从武则天称帝到玄宗当政之初,经历了一个政治上的多事之秋。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唐朝的繁荣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西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强盛时期,史称“盛唐”。
一代女皇武则天于神龙元年11月,在洛阳的上阳宫寿终正寝,享年82岁。她的儿子中宗复位。李显性情庸懦,他的皇后韦氏却是一个权欲强烈的女人,一心想学婆母武则天的样子来行事。还有韦后所生的安乐公主,聪明漂亮,也想学祖母。纠缠废掉皇太子李重俊,立自己为皇太女。中宗对这种荒唐要求没有怪罪发怒。皇太子李重俊遭受排挤,忍无可忍,率领一群禁军将士冲进皇宫,准备杀掉安乐公主及其党羽。但由于起事仓促,再加上禁军临阵反戈,政变未成反遭杀身之祸。李重俊兵败身亡,并未使韦后和安乐公主有所收敛。朝中大臣不断有人上奏中宗帝,揭发韦后一伙的逆乱行径。韦后与安乐公主察觉中宗已生疑心,便在公元710年6月,合谋在食物中下毒,害死了早已患病的中宗。
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随即扶立中宗的第四子、16岁的温王李重茂为傀儡皇帝,自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摄政。韦后将自家的兄弟子侄安排在重要职位上,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让党羽们鼓吹“韦氏宜革唐命”,准备重演武则天称帝代唐的故戏。江山社稷又一次面临危急之中。
韦后及安乐公主一伙的对手,中宗的胞弟相王李旦、胞妹太平公主等人。一场更大的政治较量展开了。
李隆基,年方26岁,封为临淄王,任职为潞州别驾。中宗被毒杀时,李隆基已于先一年冬天回到京城。韦后临朝摄政之日,正是李隆基暗中加紧准备政变之时。
李隆基早就暗中招募的私兵,在禁军中结交的豪杰人士。太平公主对侄儿的行动表示赞同和支持,还让儿子薛崇简任卫尉卿协助他。李隆基的秘密活动,被兵部侍郎崔日用所察知,崔日用原是韦后党羽,但他审时度势,决定投向李隆基。他将韦后一伙准备杀害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密谋,通报给李隆基。
李隆基得此密报,决定提前行动,先下手为强。6月20日深夜,李隆基乔装潜入宫苑,亲自指挥政变。二鼓时刻,禁军将领葛福顺、内苑总监钟绍京等人,带领禁军和花木工匠,高呼“诛杀韦后,拥立相王”,攻击皇宫北门。守门禁军杀死他们的将领,开门接应李隆基。韦后在宫中惊闻事变,匆忙披衣奔往飞骑营避难。不料飞骑兵士也已倒戈,一齐涌上将她杀死,砍下脑袋去向李隆基请功。正在房里照镜画眉的安乐公主,被冲进来的军士砍倒在血泊之中。她的驸马武延秀没跑多远,也被杀死。天亮之后,政变大功告成。李隆基去向父亲禀报。相王拥抱儿子,流泪说:“宗庙社稷没有失坠,全靠你的力量啊!”两天之后,太平公主请少帝重茂让位给相王,少帝不肯。太平公主发怒道:“天下人心都拥护相王,这皇位不是你坐的。”太平公主伸手将少帝从皇位上拉了下来,然后受朝臣拜贺,登坐了皇位。
平定韦后的政变中,高力士的表现,史书上没有多少文字,李隆基为临淄王时,高力士就已“倾心奉之,接以恩顾。”这时高力士的地位尚不重要,他也没有参加6月20日的宫廷夜战。
平定韦氏之后,高力士受到李隆基信任,被奏请隶属太子内坊局,又升任内给事(宦官机构内侍省官员)这时高力士已经27岁,而李隆基还年长一岁,高力士对当时复杂险恶的局势,及时观察把握得清楚。
李隆基平难建功,因之被立为皇太子。其父李旦是个性情恬淡,不恋帝位的人,登基一年多后,李旦便下诏传位,自己甘作逍遥太上皇。李隆基于先天元年8月,接班称帝。此时他并未完全掌握政权,朝中的七个宰相,竟有四个是投靠在太平公主的门下。太平公主的性情,与哥哥李旦截然不同。他遇事沉敏,胸怀谋略,富有政治野心,与母亲武则天极为相似。她仗着身为太上皇之妹,参与政变有功,多方干预朝政。先天二年6月,太平公主与她的党羽宰相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浞以及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李钦等人密议,准备于7月4日举兵,废掉李隆基。宰相之一的魏知古将太平公主一伙的密谋,立即禀报给李隆基。李隆基与嫡亲的伯母韦皇后刀兵相向的血腥未散,又与嫡亲的姑母太平公主展开了斗争。
李隆基召集自己的兄弟岐王隆范、薛王隆业、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和亲信大臣姜皎、李令问、王守一、宦官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商议铲除太平公主的具体方案,决定对太平公主提前一天,立即行动。
就在7月3日,王毛仲奉命调集300人马,率领李令问、王守一、高力士等人,以突然袭击方式,先杀掉了宫卫禁军中的太平公主亲信常元楷和李慈。接着又在朝堂上捉拿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当场斩首。另一宰相窦怀贞外逃后自知难免于死,遂自缢而亡。太平公主闻后,急忙逃入山中寺院,三天后回到自己府宅,也被赐死于宅中。宰相崔浞先被贬官,后赐死于荆州。她的儿子以及党羽受牵连数十人被处死。
这年12月太平公主的势力被消灭后,朝政大权完全集于李隆基手中。唐王朝动荡了七年之久的政治局势,至此安定,改年号为“开元”。
高力士在唐玄宗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的斗争中,参预了谋划和具体行动,成为玄宗“休戚共同”的政治伙伴,因功得到升迁。高力士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
高力士一跃而成宦官首领,受到玄宗李隆基信任和器重,而王毛仲是玄宗控制禁军的亲信人物。在平定韦后和铲除太平公主的两场事变中,玄宗都是依靠宫卫禁军取得成功的。对禁军的重要地位早就十分清楚。王毛仲系出身微贱的高丽人,是李隆基当临淄王时的家奴。他生性明悟,做事干练,深受主子信任。另外,还有一个背主逃亡的贱人李守德,身手矫健长于骑射,李隆基花费5万钱为他赎身,收为心腹干将。削除太平公主时,王毛仲表现奋勇立下大功,玄宗对他越发宠爱信任。如果几天不见王毛仲,玄宗就感到若有所失。君臣相见,常常饮宴通宵,欢洽异常。王毛仲因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封霍国公,实授封户500户。他得到赏赐的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记,两个夫人同时被封为一品命妇“国夫人”,幼小的儿子也被封为五品官。开元十三年,王毛仲为人威严,忠心维护皇权,又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获得了最高的功勋。
朝中权贵和禁军将领对王毛仲也畏惧三分。另外,王毛仲还与龙武将军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禁军将领唯王毛仲之令是从。王毛仲确实是的实权人物。
王毛仲得到如此恩宠和高位后,却是小人得志,日益骄纵起来,常干一些越轨不法之事。他控制的禁军将领竟然无故白昼杀人,事后用钱买通法官,让凶手逍遥法外。起初,玄宗李隆基予以宽容而不责备,这也助长了王毛仲的张狂气焰。禁军在中宗时多以官奴充当,被人轻蔑地称为“北门奴”。北门奴大受宠幸,胡作非为,时间一长,引起了宦官们的嫉妒和愤恨。玄宗时常派宦官去慰问王毛仲等人。而王毛仲恃宠倨傲,对高力士这样的亲信宦官不放在眼中,对一般的小宦官,稍不如意,便是臭骂殴打,恣意凌辱,就象对待自己家中的奴仆。这样必然激起宦官集团的不满和仇视。高力士、杨思勖等大宦官,对王毛仲一伙尤其恨之入骨,暗中伺察找机会进行报复。
开元十八年,王毛仲伸手向李隆基要兵部尚书的职位,李隆基没有答应,他便形于词色,口出怨言。玄宗之所以将王毛仲当作心腹委以重任,是因其出身低贱,没有什么社会势力,易于控制和指挥。如果让王毛仲职掌兵部,握有实权,将会产生什么恶果?李隆基心中的警觉和忧患意识,对王毛仲的信任发生转变。经这一次,不再是漫不经心,而是龙颜不悦了。
高力士对这些事态变化,看在眼中,预感到出恶气报夙仇的时机将要来临。不久,王毛仲的妻子生了儿子。三日后,李隆基命高力士前去祝贺,按照惯例赏赐酒馔、金帛,并授这个新生儿五品官。高力士回宫后,李隆基问:“王毛仲高兴满意吗?”
高力士回答说:“臣下去了之后,王毛仲抱着他的儿子说:‘我这个儿子难道不能做三品官吗?’”李隆基一听,顿时满面怒气。高力士又进言道:“这些北门奴官位太高,而且他们上下勾结,抱成团伙。陛下如果不预先处置,早晚会弄出大祸事来。”
高力士的话带有几分推论,打中了李隆基的心病。宠极生骄的王毛仲却不知祸将临头,竟私自向太原军器监调取兵器铠甲。这事被担任少尹的严挺之立即上报给李隆基。问题的严重性,促使李隆基采取了果断措施。
李隆基在开元十九年正月,诏书急下,贬王毛仲为州(今广西南部,靠近越南)别驾;其他禁军将领葛福顺、李守德、王景耀、卢子龙等人也都解职贬往边远之地。被牵连的还有王毛仲的四个儿子和党羽数十人。当王毛仲行至永州时,李隆基又下了一道赐死的诏书,以谋反的罪名将王毛仲一伙贬逐后,对宫廷禁军进行了整顿。曾参预平定韦后的陈玄礼,淳朴忠诚,升为龙武大将军,担负宿卫宫禁的重任。高力士掌握皇宫仗内卫队飞龙禁军。这样一来,宦官的地位得到提高,越来越盛,成为李隆基重用的内廷力量。高力士在天宝年间的职衔勋位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骠骑大将军。
唐太宗贞观年间定下制度:宦官机构内侍省不设三品官职。武则天执政后,发生了变化,宦官人数开始增加,超升七品以上官位的多达千余人。这时宦官当中品级较高的很少,没有染指朝政事务。李隆基即位后,宦官日益重用。只要有才能得到信任授予三品将军的职位,家门前可摆设油漆的木戟。这种木戟,在汉代原是官员出行时作为前导的仪仗用物。唐朝时规定,官阶勋位三品以上者,私宅前设立油戟,以表主人高贵身份。
李隆基执政朝代最为显贵的宦官人物,是高力士,其次是杨思勖。杨思勖从小就当宦官,参加过玄宗发动的宫廷事变,因功升为左监门卫大将军,深受玄宗信任。杨思勖为人勇武,生性凶猛残忍,杀人不眨眼,常年受命统军在外征讨,先后带兵平定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叛乱,战功显著。杨思勖后来升至辅国大将军、骠骑大将军,他的私宅也有兵将防守,所得赏赐无数。
另外,显贵的宦官还有黎敬仁、林招隐负责出使传宣诏命;尹凤祥掌管书院;其余孙六、韩庄、牛仙童、李大宜、袁思艺等人,也都身受重任。他们出使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经过郡县,地方官战战兢兢,丝毫不敢得罪。这些显贵宦官,如杨思勖死于开元后期,其余也有因罪被罚而荣宠不过一时的。唯独高力士长期居于内宫,深得李隆基信任眷顾。
高力士对玄宗棋影响也最大,他的显贵,大约从开元十年前后开始。李隆基吸取祖母武则天代唐为周和韦皇后擅政的教训,于开元十二年7月废掉他的皇后王氏之后,不再正式册封皇后,目的是不让皇后插手朝政。把朝政大权交给外朝宰相,总觉得不能十分放心。于是,李隆基便挑选身边的亲信宦官来协助处理军政事务。这就使高力士有了适逢其会。史书记载:全国各地呈上的奏章,都先经高力士审阅,再转呈玄宗批示,小事有高力士直接处理。高力士经常住在宫内,李隆基常说:“有力士在这里值班,我才睡得安稳。”
宦官执掌中枢机要,在皇帝身边形成了与外朝宰相相对抗衡牵制的“内朝”。原先内侍省长官“内侍”的官位是四品,这时升为正三品级的“内侍监”,地位和外朝宰相相同的级别。
唐朝历史,自高祖李渊称帝后,身边创业开国的元勋之臣,称作“太原元谋功臣”,无需另外再培植亲信。太宗登基后,身边是参与过“玄武门之变”,帮他夺取皇位的功臣,以及秦王府的旧人,轮不上宦官来参政效忠。高宗李治即位后便有所不同了,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是先帝的旧臣,不好使唤,为夺过权力,只好依靠多智多计的武昭仪,在自己身边形成与宰相抗衡的“内朝”。武则天当政的晚年,以自己的男宠为“内朝”。中宗复位,韦皇后擅权形成“内朝”。而玄宗李隆基称帝后,又与以前各不相同,充当内朝的角色也就不同了。
高力士的地位,自从掌管内侍省事务后,日益显赫,权势令人侧目,前来巴结附会的人,也就多得不可胜计。他手下的那些宦官,受命出使监军、办理拜佛诵经及布施恩惠一类的功德事务,到各地去采买珍奇鸟兽等,都是可以借机招贿勒索钱财的差事。至于派谁去干这些“肥差”,全凭高力士一句话。自然,高力士少不了从中“坐收渔利”。朝臣中那些希图早日升迁的,以及投机钻营的人物,如官至大将、宰相的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琪、杨国忠、安思顺、高仙芝、安禄山等人,虽然都是有才干而得到玄宗宠幸,先后被委以重任的,文武官员都巴结讨好于高力士,请求高力士在皇帝面前为他们扬功美言。
高力士少年时因“家难”与生母别离。高力士显贵后,岭南节度使派人寻访到麦氏,接生母麦氏来。别离三十余年,麦氏问:“当年分别时,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吗?”高力士回答:“你说过儿胸前有七个黑痣。”麦氏急问:“还在吗?”高力士连忙解开衣服,让母亲认看。这时,麦氏也拿出保存下来的一双金环,让儿子辨认。至此,母子二人方才相互确认,悲切流泪,抱头痛哭。
李隆基听说此事后,立即传命召见麦氏,恩封她为“越国夫人”,并追赠高力士亡故多年的父亲为广州大都督。麦氏便住在儿子养父高延福家中。高延福也享受和麦氏同样的侍候奉养。宰相张悦为麦氏作墓志铭中有“验七黑于子心,辨双环于母臂”,说的便是这段故事。
麦氏来到长安备受奉养时,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少府监冯绍正,同高力士结拜为兄弟。麦氏去世后,程、冯二人披麻戴孝,在麦氏灵前跪拜并接受宾客吊唁,二人悲哀号哭的模样,甚至超过送葬自己的双亲。尽管高力士势倾朝野,程、冯二人认干亲攀权贵的做法,便是受到人们耻笑的故事。
宦官虽然会受到皇帝宠信,但也受到耿直人士的鄙视。宦官以“刑余之身”还要结婚娶妾,就更是一件不伦不类的畸形事情。开元初年,吕玄晤河间人在京城当小官吏,他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被高力士聘娶为妻。因为这层裙带关系,吕玄晤后来官位升到岐州刺史,他的子弟中还有担任皇族宗室王傅的。更引人注目的是,高力士的这位吕氏夫人去世时,朝廷上下争着赠送财礼和参加送葬的人,从高力士的府宅排列到京城东面的墓地白鹿原,络绎不绝。还有一事可见高力士的地位之显要。修建宝寿寺大钟铸成后,高力士设宴请客,朝廷大小官员都前往祝贺,规定凡敲钟一下,要捐献礼钱十万。有人为讨好巴结高力士,一气敲了二十几下,还感到不够;敲得少的也在十多下。所收捐献礼钱归已所有。
高力士在京城的来庭坊修有佛祠,在兴宁坊建有道观,这两处的殿堂楼台,与官修的寺院道观不相上下。高力士还在京城西北的沣河上拦水筑坝,安装了五座水磨,每天可碾麦300斛,收取工钱。史书记载,由于玄宗宠信宦官,京城中最好的房宅,京畿一带最肥沃的田地、果园、池沼,有近一半是宦官所有。高力士身居高位,享有优厚俸禄,更有玄宗给予的大量赏赐,再加上广纳贿赂礼物,他的家财十分殷厚。
高力士多是在宫中侍奉玄宗。李隆基寝殿旁边有一座专为高力士修造的小院,房舍精致考究,其中还有专供念经拜佛的安静场所。李隆基称他“将军”而不呼名,皇太子称他为“二兄”,宗室诸王和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辈称呼他为“爷”。高力士在宫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不同一般。
高力士在开元末年,曾向玄宗李隆基说:“臣生于边鄙蛮荒之地,长在升平盛世,身受皇上恩宠三十多年,常心怀粉身碎骨,竭尽忠诚,报答皇上的愿望,以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李隆基即位之初,,勤于政事。首先致力于革除武周以来的弊政,仿效太宗当政时的“贞观故事”。在史书上盛称的“开元之治”突出表现,就是选任贤能。李隆基先后重用久负盛名的和宋为宰相。姚崇阅历丰富,明于吏道,理政果断,很有魄力,被誉为“救时宰相”。宋为官重“守法持正”,敢于犯颜进谏。姚、宋二人将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在姚崇担任宰相职务的第二天,李隆基从打猎的渭川回到京城,姚崇就几个郎官晋升的事向李隆基请示。他连奏三次,李隆基却仰视殿堂顶上,不予答理。姚崇不明态度,心中不安,急忙退出。这时,高力士在场,轻声进谏道:“陛下刚刚总理万机,宰臣前来请示,陛下应表示可否,为何一言不发呢?”李隆基回答:“朕任命元之为相,如果有关国政大事,他自然应当奏闻,与朕共同商议。可象郎官升迁这类小事,他自己决定就行,为何还要来麻烦朕!”
高力士在几天后遇见姚崇,向姚崇传告了李隆基的话。姚崇心中明白。感到非常激动和高兴。
高力士对李隆基是胸怀忠诚的。古代的军国大事中,皇太子也就是皇位继承人问题,关系国家根本。而历代皇帝处理此事,总是不免波折。自统一天下,确立了皇帝制度后,在天下百姓心中,皇帝君临万民,主宰一切,威权至高无上。每当世乱动荡,总有英雄豪杰四方而起,争夺天下统治权。就是在统一的王朝中,心怀二志企图篡夺皇权的臣子也不乏其人。而在皇室内部,尽管早有历代传下来的嫡长子继承皇位制度,具体执行起来,并不顺利的。其中有三方面原因:一嫡长子未必个个都是圣明君王的材料;二皇帝一般都是儿子众多,被立为皇太子的未必就合皇帝的心意;三皇子们最容易不安分守己,争夺皇位以至骨肉相残势所难免。唐玄宗李隆基本人,论其圣明,可与曾祖太宗相比;论其残暴,可与前朝隋炀帝相比。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他的作为就是后世指责的话柄。
李隆基的后妃们共生育了30个皇子,30个公主。皇长子李琮的生母刘华妃,身世事迹史书上没有记载,可见并不得宠。而且,李琮本人在打猎时被野兽抓伤破相,不适宜当太子。开元二年,次子李瑛被立为太子。李瑛的生母赵丽妃,容貌美丽,能歌善舞,是玄宗李隆基称帝前在潞州任职时所纳。李隆基特别喜欢音乐歌舞,对赵丽妃深受宠爱。李瑛能立为太子,正是子以母贵,母宠而立其子。李隆基的皇后王氏,生于官宦人家,曾参预李隆基发动的宫廷事变,两人可谓患难夫妻。不幸的是,王皇后一直不育。于是,她将李隆基另一个妃子杨氏所生的儿子(即肃宗李亨,排行老三)领养过来,关怀慈爱,如同亲生。但册立太子时,王皇后的心愿却未能实现。这使得王皇后心中常怀不安,对李隆基称帝后宠爱武惠妃也是愤然不平,时有牢骚。李隆基内心不悦,但因王皇后处事谨慎,待下有恩,一时不便废掉。王皇后之兄王守一见妹妹失宠,便暗请僧人明悟为之祈神求子,并画写木符佩戴于身。这种迷信做法,在古代属于皇帝最为忌讳的。开元十二年7月,此事被人告发,李隆基立即下令废王皇后为庶人,贬入冷宫。王守一被贬官赐死。10月,王氏忧郁而死,之后,武惠妃得宠。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与李隆基是表兄妹,从小在宫中长大,十五六岁时被纳为妃子。武惠妃颇能生育,生二子一女,接连天亡。及至寿王李瑁出生,李隆基让送到大哥宁王府中抚养。李瑁在皇子中排行为十八。
武惠妃虽没有皇后头衔,而礼遇实同皇后。寿王长大后深受李隆基钟爱,非其他皇子所能比。开元十四年,李隆基想立武惠妃为皇后,但遭到朝臣的反对:“武氏乃不共戴天之仇,其后代岂能为国母!”李隆基心里明白,若强行其事,就会引起政局波动,其因是祖母武则天代唐为周留下的政治阴影太深。十年光景又过。这时太子李瑛已近30岁。另外两个皇子老五鄂王李瑶,老八光王李琚,都富有才识,得到父皇喜爱。这哥仨的生母,都已被父皇疏远。因此遇到一起时,总免不了发泄几句埋怨牢骚话儿。而武惠妃早就指使她的女婿、咸宜公主的驸马杨洄暗中监视太子等人。开元二十四年岁末,太子等人相聚,被杨洄探知后密告武惠妃。于是,武惠妃向李隆基哭诉道:“太子他们私下勾结,企图加害臣妾母子,他们还大胆指责陛下。”李隆基听了大怒,立即召来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商议废掉太子之事。
张九龄忠耿正直。他明白玄宗李隆基的心思。他坚持说道:“陛下三子都已成人,未闻有过大的错失,为何要听信传言,凭一时喜怒而废掉?太子关系国家根本,切不可轻易动摇!”李林甫这时的地位,排在张九龄之下,当着李隆基的面,他没有明确表态,但退朝后却对高力士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张九龄之所以阳奉阴违,早已暗中巴结武惠妃,表示愿意尽力扶持寿王。武惠妃得知张九龄态度坚决,悄悄派宫奴牛贵儿前去拉拢疏通。张九龄将牛贵儿大骂之后赶出家门,立即面奏李隆基。李隆基深受感动,废立太子的风波暂时停止。
不久,张九龄和裴耀卿相继被借故罢免,由李林甫接替了张九龄的职位。开元二十五年4月,武惠妃又指使杨洄诬告太子等人企图谋反,李隆基再次召宰相商议。这回李林甫还是那句老话:“这是陛下的家事,非臣等所宜干预。”这促使李隆基最终横下决心,立即派宦官于宫中宣旨:将太子及鄂、光二王废为庶人。随即,将这三个亲生儿子赐死于京城东驿。
“三庶人”事件之后,武惠妃总是恶梦缠身,心惊胆战,恐惧成疾。李隆基命巫士于宫中祈神驱鬼,仍无济于事。12月,武惠妃暴病身亡,享年只有39岁。
武惠妃死后,李林甫几次劝李隆基立寿王为太子,李隆基,一拖就是半年多。
开元二十六年5月,54岁的李隆基心力交瘁,愁容满面。谨慎机灵的高力士觉得是自己发言的时候了,便道:“陛下寝食不宁,是否因膳食不合口味?”
李隆基长叹一声道:“力士,你是朕的老奴,难道也不明白朕的心思!”
高力士忙道:“陛下忧心伤神,可是为太子的人选?” 李隆基说:“是啊,是啊。”
力士又道:“陛下何必如此虚劳圣心,推长而立,谁还会有异议!”
李隆基听了高力士的话,有所醒悟地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顿时他愁容舒展,定下了主意。三皇子忠王李亨被立为太子。一场宫闱废兴的轩然风波在6月终于平息下来。
在太子废立一事上,高力士表现出与李林甫不同的性格特点。李林甫善于察言观色,揣测皇上的心意,专以阿谀逢迎为能事,处处将个人权位得失置于国家安危之上。高力士也是善于顺从李隆基心意,但他却是“顺而不谀,谏而不犯”,很会选择时机提出有益的意见,遇到李隆基不高兴时,便不去犯颜进谏。废立太子,高力士的建议最终起了作用,这反映内朝宦官与外朝宰相之间相互抵制争夺,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出现分歧斗争,明争暗斗愈演愈烈逐步转入恶化状况。
李隆基当政的开元、天宝之际,是唐朝开国百年来最繁盛的时期。当时的米价,长安和洛阳两地是一石不到200钱。行人万里远途,不用带兵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野宿,社会安定,风俗淳厚。京城和各地州县的仓库中,都存满着粮米布帛。诗人就生活在这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的兴旺繁荣景象,他是目睹耳闻过的。在《忆昔》诗中,杜甫曾赞美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李隆基在天下大治,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面前,并不是百尺竿头再进步,而是陶醉骄傲了,忧患意识松懈。随着年岁增高,进取求治的精神日渐衰退。开元后期,他倦于日理万机,将朝政事务交给宰相李林甫,自己懒得上朝听政。
李隆基作为皇帝,可主宰天下。作为人,难免生老病死。乞求长生不老的心愿,是每个皇帝都孜孜不忘的。李隆基即位之初,求治心切,思慕长生。史书记载李隆基精通医药,讲求养身之道。他是热衷于江湖方士的养生术和仙药。
李隆基在开元二十二年时,行幸洛阳,将著名的方士张果召入宫中,礼遇很重。此后,李隆基对神仙一类荒诞事情颇为相信,带头搞崇道的热潮。全国各地新修了许多道观,方士道人成为皇宫中的座上宾;道教的始祖老子被追尊为“玄元皇帝”,老子及李隆基本人的“真容”画像、玉雕像、铜铸像,供奉于全国各地的道观里,受人膜拜。笃信神仙,由明而昏,导致荒政误国,这是玄宗李隆基从开元后期所走的一条昏庸之途。他醉心于炼丹、礼拜,每天四更起床,对老子像焚香顶礼。兴庆宫中设有道坛,各地名山中有道士和宦官立灶炼丹,祈求苍天使他“圣寿延长”,意味着他已把享乐养生放到了国事之上。自从开元二十四年10月李隆基从洛阳返回长安后,便不复东幸。十年后的一天,李隆基在大同殿思念神仙道术,只高力士一人侍奉在侧。李隆基问:“朕安居长安一晃十年了,百姓丰足安乐,朝廷内外无事。朕想居于金殿之上,修学道家吐故纳新的养生之术,军国事务,全凭李林甫作主处理,你觉得如何?”
高力士叩头答道:“这些年来,陛下多次赐酒给臣,因而纵饮过度,患了风疾,时常言语错乱,多有失礼之处,所以不敢谈论国家朝政。陛下不以臣微贱,向臣垂询,我心里想启奏,但恐对陛下没有什么补助。不过,就我所了解到的,不能不尽忠上言。臣以为,军国大权,不可轻易全委别人。如果有人威权太重,朝廷内外人人惧怕的话,那么,朝政的得失,还会有谁敢上言议论呢?望陛下深思。”
李隆基面有不悦之色,说道:“十年来你对朝政没有多说话。今天说的这些,不合朕的心意。”
高力士急忙又叩头道:“臣常想如何尽心效忠,报答皇恩。方才说的话是些胡言乱语,都因风疾困扰,所以言语颠三倒四。臣未能领会陛下心意,罪该万死,顿首顿首。”
李隆基见力士惶恐不安,抚慰道:“朕和你休戚与共,不必为这点小事忧心害怕。来人,立即摆设酒宴,演奏歌舞,不要让高将军心里忧虑。”高力士拜伏谢恩,连呼“万岁!万岁!”以后,高力士再很少进谏,只是朝夕在宫内陪伴侍奉李隆基的起居生活。
李林甫执掌朝政后,当权行事,斥逐异己,口蜜腹剑。由于皇太子不是他支持拥立的,便屡次兴起狱案,企图动摇太子地位。朝臣中有御吏中丞杨慎矜、户部郎中王珙、酷吏吉温、罗希等人,阿从李林甫,充当爪牙。先后被李林甫一伙借故贬官害死的人中,有皇太子妃之兄户部尚书韦坚、太子少保李适之、皇太子的儿时伙伴,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王忠嗣等。李林甫病死之后,杨国忠接任其职。他是李隆基宠爱的的本家堂兄,是靠裙带关系而暴发的权贵。杨国忠浅浮轻躁,不顾国家前途和身后名声,只图眼前快活。他一身兼任四十余职,权势熏天。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杨国忠主持官军讨击南诏的战事,损兵折将达20万众,但他却假造捷报上奏蒙骗李隆基,一面继续派兵南征。杨国忠恃宠擅权,肆无忌惮,朝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李隆基深居内宫,求神学仙的李隆基被蒙在鼓里,不知外情,还在沾沾自得。对高力士说:“朕渐渐老了,心力有限。朝廷事务,交给宰相;边疆军情,由节度使处理。如此太平无事,朕感到优闲自在,你说怎么样?”
高力士回奏道:“这些年来臣住在宫内,听不到外面的议论。近日我在宫门外见到各地来京奏事的人,听他们说,云南的战事接连失利。陛下想到如何抵御南诏吗?北部边疆节度使权力太大,兵力强盛。陛下想过如何控制他们吗?凭皇上无比的威势和浩荡的恩泽,足以消灭异族的入侵,平息可能发生的变乱。至于其余的小事,就更不值一提。我担心长期这样下去,对意外变故不做防备,等到那时才去禁止,就太困难了?”
李隆基听罢点点头说:“看来我的病情近来好多了,你说的话,很合朕的心意。朕对这些事也有疑虑,所以才问你。你千万不要说出去,防止泄露。等到合适的机会,朕会调整改变。”
高力士伏地叩头回答道:“陛下英明神武,臣鲁钝无知,臣的话能合圣上的心意,就感到无比快慰。”
天宝十三载秋天,阴雨连续两月不止,长安的房屋大量倒塌;洛阳河水暴涨,淹没了十几个坊区。庄稼受灾,李隆基心中忧患不已。而杨国忠却派人选取一些受灾较轻的禾苗,送给李隆基观看,并上奏说:“雨水虽多,但没有危害庄稼,请陛下不必过分忧劳。”与此同时,他又压制地方官员不许报灾。扶凤太守房房上奏报告辖区灾情,杨国忠立即派御史去整治,吓得其他州县长官都不敢如实言灾。但是,久雨不晴,杨国忠也没有遮天的本领,李隆基即使再昏头,也不会没有察觉。在高力士一人陪伴的时候问:“从天宝十载以来,朕有几次对朝政心生疑虑,现在果然出现了天灾,使百姓们遭殃。左相陈希烈已被免职,由韦见素接任。李林甫、杨国忠处理政务的方法各不相同,但始终不太合朕的心意。你总是不肯对我明言,你是怎么想的呢?”
高力士这一次感到可以畅所欲言了,他说出久蓄于心的话:“开元二十年以前,陛下授于宰相职权,但一直亲自处理朝政,不使宰相专权行事。边疆大将接受任命,都是尽职效力。自从陛下将威权都委托给宰相以后,便搞得法令不能很好施行,灾害异常每年都有发生,天时不顺。纵然陛下经常深为忧虑,但天下总是难免不安。臣一直不敢多说话,早就大有原委的。”高力士的话,李隆基听后沉默了许久,没有再问下去。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所干的荒唐昏暴事情中,留给后世的责议最多的是专宠杨贵妃。
杨贵妃小名玉环,生于四川,父亲是一名品级不高的地方官员。她10岁时,父亲去世,由在洛阳任小官员的叔父抚养长大,17岁时,被选册为寿王李瑁的妃子。
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宫闱废立,一日杀三子。不久,武惠妃病亡。这场亲父杀子的风波,使李隆基心绪懊恼异常,直到立忠王为太子,才算去掉了一块大心病。李隆基在感情上所受打击可谓沉重,但伤天害理却是自己所为,恶果自种又自食,使他的精神状况急转直下,几年不能振作,心情郁郁寡欢。
内心孤独,感情空虚的李隆基,一想做个长生不死的方外神仙,又丢不开俗世皇帝的威权和享乐。繁忙的朝政令他心中厌倦;京城内外的名胜游乐之地也已兴味索然;武惠妃去世留下的感情空缺无人能够弥补,后宫粉黛成千上万,没有一个赏心中意。从小酷爱伎乐,精通音律的李隆基,此时虽已是五十多岁的老翁,一双眼睛却仍在寻觅国色天香,召至身边侍奉承恩。
替代武惠妃的人物,竟是她生前为儿子选的王妃杨玉环。杨玉环因何被皇帝公爹所中意。而杨玉环不仅长得模样标致,更优越的是精通音乐,善于歌舞,还能演奏各种乐器,技艺精妙,就连李隆基养在宫中的专业乐工——梨园弟子,也没有能比得过的。李隆基看中儿媳,仅用“好色”是解释不通的。人的相貌美丑,是爹娘生就的,而优美天赋和艺术才能,从却是千百人挑选而出。
李隆基看中儿媳杨玉环,这个馊主意是谁出的?史书上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有人进言”。至于这个人是谁,没有明文可查。后世便有人猜测这是高力士出的主意。玄宗传记中也多持这种看法。稍作分析,便会觉得这种看法欠妥。这时,高力士追随李隆基已有三十年,身为宦官首领,已是显贵至极;掌握禁军护卫皇帝,可谓任当亲重。离间皇家骨肉,违背人伦道德,这种恶名罪过,以高力士谨慎精明的处世准则,是绝对不会去做的。高力士没必要以这种作为,向皇帝讨好邀宠。
李隆基看中儿媳,本是自己的主意。再说,唐玄宗李隆基之前,已发生过太宗将弟弟齐王李元吉的杨妃收为己有;高宗将先父之妃武氏纳入宫中立为皇后。李唐先世源出“夷狄”,此类乱伦之事。
再如何想方设法,将寿王妃纳进皇宫。高力士要帮李隆基出主意。开元二十八年正月,李隆基颁下一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用为他的亡母窦太后“追福”的名义,允准杨玉环“自请”出家入道,道号“太真”。便堂而皇之地解除了杨玉环与寿王的夫妻关系,同时也解除了公爹与儿媳的亲属关系。然后,时年22岁的杨太真住进了宫中的太真观里。为寿王另选了左卫勋二府右郎将韦昭训的次女作新王妃。
杨太真于天宝四年,受册为“贵妃”,代替原先的婆婆武惠妃而成为无冕皇后。杨贵妃得宠,杨氏一门立时显贵,她的亡父亡母被追赠官爵封号,三个姐姐同日受封为一品国夫人,其余叔伯兄弟也入朝任官,还有娶公主当驸马的。杨国忠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走运,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
杨太真入宫,李隆基如得“至宝”,整日沉溺在歌舞宴欢之中。杨贵妃乘马,都由高力士牵马执鞭。杨贵妃,是个杰出的艺术家,她没有热衷政治权力的欲望,但也不免宠极生骄,对李隆基同时爱幸别的妃嫔,时常妒嫉不满。天宝五载7月。杨贵妃的妒心醋劲,惹得李隆基大发脾气,下令将她送回宫外的哥哥杨家里。
李隆基有一天,心神不宁,直到中午也不想吃饭。高力士明白其中情由,就试探着提出将贵妃院的器物用具装车送到杨家中。李隆基觉得这是个下坡台阶,便同意了。天晚时分,高力士又提出迎贵妃回宫。李隆基等待的就是这个保全自己体面的建议,立即命人打开宫门,接回贵妃。第二天,李隆基心情愉快,大摆宴乐,对杨贵妃的宠爱更加隆厚。
李隆基专宠杨贵妃,荒怠政事,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丢掉了禁止后妃与外戚干政的戒心,对杨国忠加以信任重用。杨国忠恃宠专政。他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担任宰相,搞得朝政更加腐败。朝中大臣离心离德,唐朝的政治军事出现了严重危机,边疆节度使手握重兵成为混乱趋势。
唐朝在天宝初年,边疆设置了10个节度使,负责军政事务。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加和长时间任职,这些节度使便成了所在地区的土皇帝。安禄山在这种局势下,逐渐羽翼丰满,野心膨胀,最后起兵叛乱。
安禄山在天宝十年时,身兼任三节度使,统辖15万军队。朝廷的禁军不过12万人。李隆基对安禄山,一再用赏赐、加官笼络,收买其心,使之效命。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完全丧失了警惕性。高力士对朝中和边疆情势了然于心,找机会提醒李隆基:“北方节度使权大兵强,陛下准备如何来控制呢?”
李隆基未想出什么有效的控制方略,安禄山便举起叛旗。在天宝十四年冬天,安禄山以“讨伐害国奸相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南下。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叛军就占领东都洛阳,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然后派兵西进,直指潼关。急警传来时,李隆基正带杨贵妃在临潼华清宫寻欢作乐。他匆忙返京,调集兵马,拒守潼关。如果官军拒险固守,定能扼制叛军兵锋。可李隆基昏庸糊涂,听信杨国忠的建议,一再催促潼关守将哥舒翰出关迎敌。哥舒翰难违君命,时在天宝十五年6月4日。开关出战,大败于灵宝。
安禄山叛军在6月8日,打破潼关。消息传来,长安一片惊慌,杨国忠奏请李隆基“西幸”避难。6月13日,在高力士和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领的2000名禁军保护下,悄悄出了京城,向西仓惶而去。第二天,队伍行至金城县西二十余里的马嵬驿,发生了兵变。宰相杨国忠和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御史大夫魏方进,被乱兵杀死。禁军围驿不散,李隆基无奈之际,下令缢杀杨贵妃。
此时,兵荒马乱,李隆基需要的是高力士和陈玄礼带领的禁军护卫逃命,所以,也就顾不上杨氏兄妹了。缢杀杨贵妃,就是由高力士亲自监督执行的。兵变之时,杨国忠之妻裴柔,杨贵妃之姐虢国夫人等已先行到达扶凤,被地方官员追捕斩杀而亡。
究竟这场兵变的主谋是谁?从表面看,有的认为是禁军首领陈玄礼;有认为是皇太子李亨的。其实都没说准要害。皇太子与杨国忠势不两立,他却无权指挥禁军。陈玄礼可以指挥禁军,但他与杨国忠并无直接的矛盾冲突,杀死宰相,围驿逼君,这是谁干的呢?冒着杀身灭族的风险。
很明显,事变的主谋,就是高力士。他长期以来,实际上控制着宫卫禁军;他长期以来,内心反对李隆基委权于宰相,并几次进谏;他明白杨国忠要让李隆基入蜀避乱,而杨国忠身兼剑南节度使之职,蜀地实际上是杨国忠的势力地盘。所以,为了不受制于人,必须在入蜀之前,除掉杨国忠。而缢杀杨贵妃,是为了不留后患。在兵变中,陈玄礼是从谋和实施者。至于皇太子,顶多只是预闻并赞同。
李隆基在6月15日,准备继续西行时,百姓拦皇驾,请求留下皇太子,统帅军民东向讨贼,收复京城。李隆基同意分给太子一半兵马,急速西行,经过四十多天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达成都。李隆基在四川安全地躲避了两年时间,后在高力士和陈玄礼的护卫下,又返回已经收复的京都长安城。
李隆基在马嵬事变后与皇太子李亨分兵分途,李亨会合从潼关败退下来的部分兵马,兼程北上,赶到朔方节度使的治所唐朝精兵集中的地区灵武。7月13日,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年号为“至德”,然后调集部署各路军队,一路进兵河北,一路收复长安。8月12日,灵武派来的使臣到达成都。李隆基得知太子即位,尊自己为太上皇,对高力士说:“吾儿继承大位,顺应天意民心,改年号为至德,是孝而又孝的意思。你和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高力士心情沉重地说:“陛下亲理朝政四十多年,天下太平无事。突然之间两京失守,百姓流离,西蜀和朔方成为两个皇帝暂居之地,黄河南北直至汉水的大片河山变成战场,天下臣民,无不痛心疾首。而陛下却对臣说还有什么可忧虑的!臣实在不敢赞同。古人曾经说过皇上忧愁是臣子的耻辱,皇上蒙受耻辱臣子就该身死。为皇上之忧而耻,为皇上之耻而死,是做臣子的本分。微臣不孝不忠,枉活到今天,听了陛下刚才的教诲,臣深感不安。”随驾在蜀避难期间,李隆基封高力士为齐国公。返回长安后,又授开府仪同三司。
肃宗指挥大军于至德二年9月,收复了长安。随即派人入蜀奉请太上皇返京。当高力士和陈玄礼护卫李隆基沿旧路于11月返至凤翔时,随驾禁军只剩下约600人。肃宗派亲信宦官李辅国带3000精骑迎驾。稍作休整后,李隆基在骑兵簇拥下,三天后进入长安。肃宗为太上皇组织了盛大热闹的迎接仪式,让他仍居于兴庆宫。
这时的李隆基,已是73岁的老翁了。宫殿依旧,人事已更,他真正成了“高居无为”之人,不再管理天下事务了。次年冬天,李隆基与高力士来到临潼华清宫重游,昔日的繁华景象,已变成满目凄清。对杨贵妃的思念,使李隆基的清静日子过得不快乐。
虽然,安禄山已被儿子安庆绪杀死,但叛乱并未平息。肃宗忙于军政,还不时前往兴庆宫看望李隆基。为了让他过得快乐,肃宗命女道士玉真公主、旧宫女如仙嫒、内侍王承恩和魏悦,一些梨园弟子,同高力士、陈玄礼一起陪伴侍奉在兴庆宫内。兴庆宫南面的长庆楼,下临大道。过往的百姓,看到太上皇在楼上时,总要参拜欢呼“万岁”。李隆基也常在楼下设宴招待这些臣民。有一次,遇到四川来京奏事的官员,就由玉真公主和仙嫒作主接待,赏赐酒饭。在受到太上皇接待的人当中,有羽林大将军郭英义。这件事引起了性情多疑的肃宗的敏感。特别是乾元二年,官军在相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叛军重占了洛阳,形势不容乐观。于是,李隆基的这些举动,使得肃宗心疑他与外人交往,将有所图。宦官李辅国也乘机进言道:“南内可能有别的图谋。陈玄礼和高力士会利用太上皇的威望,不利于陛下。”接着,李辅国又鼓动禁军将士叩头号哭,清将太上皇安置到西内。肃宗心中忧虑而伤感,沉默无言。
李辅国以肃宗的名义,于上元元年7月18日,将兴庆宫中的300匹御马撤得只剩下10匹。李隆基也无可奈何,对高力士说:“吾儿被李辅国所迷惑,不能尽孝至终了。明早你与我一起到北内去。”
高力士次日一早,陪着李隆基来到大明宫。肃宗派人传话:“近几天患疹病,不能亲起拜迎。请太上皇在这里吃早饭。”饭毕,肃宗又传话:“请太上皇先回兴庆宫。”
李隆基士一行出了大明宫,没走多远,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回头一看,只见李辅国带着几百名铁甲骑兵,手持白刃,冲过来将他们四面围住。李辅国大声喊道:“皇上觉得兴庆宫地势低下狭窄,让我迎太上皇迁到西内去。”说着上前来抓李隆基的座马。事态突然,差点跌下马来。高力士急忙喝道:“李辅国不得无礼!”
李辅国对高力士骂道:“你这老家伙还不知趣,给我闪开!”说着手起刀落,砍了高力士身边的一个随从。而高力士毕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物,他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抓住李隆基的马缰绳,大声争执道:“李辅国,你怎么可以如此惊吓太上皇!不管有什么变化,也不能不讲朝廷礼仪。你赶快下马,高力士对李隆基说。”李辅国本是出身低贱的飞龙小儿,在老皇帝和老上司面前,还未曾敢有半点张狂,只好下马行礼。
高力士又转身对骑士们说道:“太上皇让我向大家问好!”骑士们一齐收起刀剑,下马拜伏,高呼“万岁”。接着,高力士又叫李辅国和他一起为太上皇牵马,来到太极宫。
李辅国走后,李隆基老泪纵横,对高力士说:“今日要是没有你,我就成了刀下鬼啊!”直到天快黑时,才有十几名老宫女带着李隆基的日用起居衣物,其他的随从一见,都哭了。
李隆基当晚,就在甘露殿安歇。他睡不着,叹息了几声,对高力士唠叨:“兴庆宫是我做藩王时住的地方,我几次让皇儿去住,他仁义孝顺,不肯接受。今天虽说是被李辅国逼着离开了,也正合我的本意。力士,你吩咐管膳食的,从明天起,不要再做肉食荤菜,斟酌做些清素饭菜就行。”
高力士第二天起来后,让宫女们打扫殿庭,清除杂草,收拾清洁之后,陪着李隆基谈论佛教与道教的经义,免得他感到太寂寞。高力士想法子找些杂七杂八的话题,希望他能够高兴,不想迁居不愉快的事情。
高力士在几日后,患上疟疾,搬到不远的功臣阁去养息。有天傍晚,门外传来人声,高力士隔门一问,才知是宦官啖庭瑶,声称是皇帝传唤力士。高力士忙问:“你见过太上皇了吗?”啖庭瑶回答说:“刚见过了。”
高力士不敢怠慢,跟着啖庭瑶来到宫门外,等了一会,一名宦官拿出一卷文书递给他。高力士一看,上面写的是应该免职的文字,不等他看完,文书就被要了回去。高力士心中早就有所预料,就求那个宦官传话给肃宗说:“臣早就罪该万死了,只因皇恩浩荡,才活到今天。不过文书上所列罪状,我实在不知道。臣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亲自向太上皇告别,然后受刑,死而无怨。”
肃宗在第二天,颁下诏书,严词斥责高力士:“私通逆党,暗助凶徒,怀无君无父之心,应处杀头之刑。姑念其长期在宫中侍奉,效有勤劳,且免死罪,削去官爵,流放巫州。”
俭朴忠厚的禁军老将陈玄礼与此同时被迫退休回家。原来在兴庆宫侍奉太上皇的宦官王承恩被流放播州,魏悦被流放溱州,如仙嫒被流放归州,玉真公主被令重返道观。可怜垂暮老弱的李隆基身边,连一个相伴的旧臣也没有留下。随后,肃宗另派了百余名老弱宫女,担任太极宫的洒扫杂役;让两个妹妹万安公主和咸宜公主,负责照料饮食住行。
李隆基被迁居西内,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高力士等人被贬逐之后,李隆基的精神也垮了下来,他的心情抑郁,自然积成疾病。在太极宫住了一年又八个月后,李隆基于宝应元年4月5日,病逝于神龙殿,享寿78岁。过了十三天后,4月18日,长期染病的肃宗皇帝也追随其父之后驾崩,享年52岁。两天之后,新皇帝代宗即位。
自上元元年7月28日高力士被除名流放。从京城长安到巫州,行程3100里,一路涉水渡河,爬山越岭。上元二年10月。黔中道巫州。南国的秋色,草木苍郁葱茏,生机盎然。在州城外的一道山坡下,走着几位信步踏游之人。其中一位年迈的老者,步履沉缓,面含沉思。他就是太上皇李隆基在位时的宦官首领高力士。
走在前面的一个随从叫道:“高公,您看,对面像是来了几骑人马。”
高力士举目望去,确有几骑人马踏起尘土奔驰过来。说话间,来人已到跟前,为首一人大声喊道:“请问高公在此?”
来人原是去年2月贬官流放夷州(属黔中道,今贵州凤冈)的第五琦。他两年前官居宰相,因为得罪了当朝皇帝的亲信宦官李辅国,被贬流到这荒凉边远之地的。
第五琦勒马下鞍,一边施礼,一边问安:“高公,这一年来身体可还康宁?”
高士力还礼答道:“垂垂老暮,一日不如一日啊。”
两人相见,同是天涯沦落客,不由得引起心中万千感慨,遂与从者来到城边酒店,且饮且聊,消解愁肠。几杯水酒下肚,高力士对同座众人说道:“小人当道,贤良受谗。以第五公宰相之高位,尚且不能幸免此难,其余官职低下者,就更不必说了。”
第五琦关切地探问道:“高公,近来有京城方面传来的消息吗?”
高力士长叹道:“这巫州之地,蛮荒僻远,交通阻塞,京城消息传递到此,少说也得两月时日。老朽日夜翘首盼望,度日如年!”
“烟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老身已是来日苦短,看来真的是要客死于此了。”
第五琦说了许多宽解抚慰的话,观天色不早,这才与高力士相揖而别。
秋去冬来,冬尽春至。山野田间,滋长出一片片嫩绿色彩。一天,高力士偶尔在园中看到长有许多荠菜。当地居民,尚不知晓这野生植物可以食用。他让随从采来做成粥汤。许久不吃荠菜,其味格外新鲜,高力士乘兴赋诗一首:
两京秤斤卖, 五溪无人采。 夷夏虽有殊, 气味终不改。
诗中文字虽是吟咏荠菜,实则是他的心中慨叹。不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巫州,他效忠大唐和太上皇李隆基的赤诚之心永不变。
年近八旬的高力士,身衰力弱,老态龙钟。以待罪之身,心怀忧愁,登山远望,临水闲步,消磨时日。远离京城,就远离权利争斗,早已是无职无权之人,何必再为国事忧劳。可高力士,身处静地心中却未安然。回首往事,高力士晚年贬流后处在悲惨苦难的生活之中。高力士身边从者不过10人,所带衣物粮食只够数月用度。历经两月之久,于9月30日才到达巫山。
高力士在巫州首尾三年时间中,忧惧度日,强打精神,期盼着赦令下达。早在官军收复长安之后,李辅国就已蒙蔽肃宗,专权胡为。凡是被李辅国一伙整治的人,先抄没其家财,不判死刑就被流放。五六年间,先后被流放到黔中道各州的人,上至郡王,下至州县官吏,多达两千余人。等到代宗即位后大赦放还的人,只剩下十分之二三了。古人有言道:一朝天子~朝臣。不信任并排斥前期旧官,是新老皇帝权力交替之际的一种普遍现象。高力士等人就是其中的牺牲者。在巫州期间,与其他被流放的人同病相怜,来往颇多。时过境迁,高力士将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讲给大家。曾经在史馆供职的柳芳,将高力士所谈,编写成《问高力士》。太原人郭浞获赦后,在代宗朝任过大理寺直和户部员外郎,他将高力士叙述的旧事,撰成《高力士外传》一书,流传后世民间。
肃宗在宝应元年3月28日,颁下一道诏令:所有贬官流放的一律放还。肃宗还在驾崩的前两天,又因改年号再次大赦天下。到了6月,皇帝的诏令传到巫州,高力士,惊喜之后,立即起程北归。7月,当他行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市,距京城2000里)境内时,才得知二圣已经相继驾崩。
在流放期间高力士一个重要精神支柱,是有朝一日赦归京城,与他一生忠心侍奉的太上皇李隆基相见。满怀希望和喜悦的高力士,得知李隆基仙逝而去,难以承受的迎头打击。他面向京城,号天哭地,几次哭得气绝昏倒在地。
高力士的唯一心愿,就是早日回归京城,在李隆基的灵前哭祭亡魂。高力士抱病赶路,日夜兼程。他的垂暮之身和哽咽感伤的精神,难以再支持下去了。高力士一行于8月18日宿于朗州开元寺西院,他感觉大限已到,便强打精神对同路的郭浞等人说道:“我今年79岁,已算是长寿了;显达时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也算是贵极人臣了。既显贵又长寿,死去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唯一的抱憾就是不能亲临二圣灵前号哭祭拜。现在,我要成为这荒远僻地的野鬼游魂,孤独无依,不知要飘泊到何时……”高力士说着老泪长流,呼出了胸中最后一缕气息而病亡。
高力士病死的消息,由当地官府奏报到京城。高力士的灵柩于9月从朗州起运。11月,到达襄州时,代宗特下的诏书传至:念高力士是先朝的耆宿忠臣,今恢复其生前官职爵位,并追赠扬州大都督;灵柩运回京城,陪葬于李隆基陵墓;朝廷供给支付丧事等费用。
长达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之后。唐代宗在广德元年3月,为他的爷爷李隆基举行了安葬仪式。李隆基的泰陵在同州奉先县东北20里的金粟山,冷清的墓地旁,陪葬着毕生忠诚的“老奴”高力士。
代宗又在大历十二年5月,又命为高力士镌立墓碑,全碑高约4米多,宽约1.4米,碑文共1600余字。碑上铭文最后写道:“惟公之葬,泰陵之下,存殁义同,忠贞无舍,书词刊世,永示来者。”

《抗议》签注本&>书内每篇篇首或篇末,大都有黄纸浮签,写着签注者对该篇的意见。在现存这二百余部书中签注意见的,合计得三百七十二人,包括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理衙门、理藩院官员,都察院都御史、御史,翰林院侍讲、编修,国子监祭酒、司业、学正、助教,步兵统领衙门、京城巡捕营官员,顺天府尹及所属知州、知县、同知等。在这些人中,有顽固反对变法的大学士邠冈、礼部尚书怀塔布、理藩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赵舒翘、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承煜等;有拥护光绪和支持变法的侍读学士徐致靖、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和顺天府尹胡邠芬等。他们通过对《校邠庐抗议》一书的评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变法维新的态度。这些批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一些官僚的思想状态,不失为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茅海建先生用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杜1999年版。我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收录的,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页。

[2]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以下简称《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页。

[3]茅海建:《考证补》,第42—43页。

[4]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以下简称《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3页。

[5]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下凡是引自第5册,只写明日期,不注页码。

[6]茅海建:《考证补》,第36页。

[7]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页。

[8]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6页。

[9]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32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杜2000年版,第39—40页。

[11]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95页。

[12]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43—144页。

[13]翁万戈编:《翁同衅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以下简称《甲午战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印行,第302页。谢俊美编《翁同龢日记》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也收录了《随手记》。

[14]翁万戈编:《甲午战争》,第304页。

[15] 《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日战争》第3册,第606页。李在这道奏折中回溯了二月初七日的王大臣会议内容和给他的旨令“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16]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亥刻),《中日战争》第4册。第340页。

[17]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戌刻),《中日战争》第4册。第344页。

[18]茅海建:《考证补》,第38页。

[19]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中日战争》第4册,第343页。

[20]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巳刻),《中日战争》第4册,第344页。

[21]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辰刻到),《中日战争》第4册,第345页。

[22]茅海建:《考证补》,第39—40页。

[23]茅海建:《考证补》,第40页。

[24] 《戊戌变法》第4册,第275页。

[25]翁万戈编:《甲午战争》,第52l页。此折当写于四月初八日光绪皇帝批准条约当天或次日,是自请处分,但未递。

[26]茅海建:《考证补》,第42页。

[27]本文所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材料,均转引自茅先生《“公车上书”考证补》。

[28] 《中日战争》第1册,第87页。

[29]参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613页。

[30] 《中日战争》第l册,第126页。

[31] 《中日战争》第7册,第613—614页。

[32] 《中日战争》第1册,第160页。

[33] 《中日战争》第l册,第151页。

[34] 《随手登记档》登录的是奏折递到军机处的日期,它与官员投书本衙门请代递的日期不同,与举人投书都察院的日期也不同。

[35]本文关于联名上书的人数,大多采自茅先生文。

[36] 《中日战争》第4册,第3页。

[37]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95页。

[38] 《中日战争》第4册,第4页。

[39]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98页。

[40] 《中日战争》第4册,第5页。

[41]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01页。

[42] 《中日战争》第3册,第602页。

[43]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64页。

[44] 《中日战争》第3册,第604—606页。

[45] 《文廷式集》上,第60—6l页。

[46] 《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64页。

[47]茅海建:《考证补》,第85—86页。

[48]茅先生在另一处说:“又据翁同龄日记,他于三月二十二日在督办军务处得知‘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甚壮’,此即四月初六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文等条陈(茅注:《章京舒文等条陈》未捡出),前后共用了14天。”《考证补》,第22页。由于茅先生误将说帖理解为奏折,所以他推测翁同龢三月二十二日所说的译暑五十六联街说帖就是四月初六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文等条陈》,前后时间达14天。而其实说帖并非奏折,《章京舒文等条陈》当是另外一事。

[49]茅海建:《考证补》,第32页。

[50]茅海建:《考证补》,第42页。

[51] 《复津海关盛宣怀》(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辰刻),《中日战争》第4册,第344—345页。

[52]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为和约已定致奎俊等电》,《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56页。

[53]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为和约已定致奎俊等电》,《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66—67页。

[54] 《中日战争》第4册,第112页。盛宣怀致马丕瑶此电的发出时间不详。

[55]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08—110页。

[56]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1919年5月2日《晨报》,第1版。

[5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3页。

[58]茅海建:《考证补》,第33页。

[59]茅海建:《考证补》,第27页。

[60] 《文廷式集》上,第65页。

[61] 《文廷式集》上,第63页。

[62]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杜1988年版,第8l页。

[63] 《合词纠参都察院迟延代奏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片》,《文廷式集》下,第750页。

[64] 《文廷式集》上,第70页。

[65]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66] 《文廷式集》下,第796—797页。

[67]本文凡引《直报》均转引自汤志钧先生《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

戊戌变法是在十九世纪末年严重民族危机下发生的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要求改革封建制度,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求中国的“富强”和“独立”。冯桂芬生当十九世纪中叶,是一名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与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戊戌变法时期,整整隔了一代人。为什么他的《校邠庐抗议》在戊戌变法时期仍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为什么光绪皇帝要选择这部书印发给官员们签注意见?在介绍这批《校邠庐抗议》签注本以前,首先需要稍稍谈谈这个问题。

冯桂芬所处的时代,正当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破了“天朝”的大门而纷至沓来,加深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为了挽救危机,致力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初步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主张。冯桂芬作为一个有“经世之志”的封建知识分子,鸦片战争以前,在1832年考中举人以后,就得到了林则徐的器重和赏识,并与当时一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姚莹、张穆、陈庆镛等相交往,“互相切邠”经世致用之学。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冯桂芬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活动,目击清朝封建统治内忧外患的加深,亟思提出一套革新封建统治的方案。《校邠庐抗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这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最早的一部带有某些改良主义色彩的政见书。全书共四十篇,附录两篇(各种版本内容排列顺序不同,附录多少不一)。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诸如对选拔官吏、办理外交、保甲团练、财政金融、土地赋税、盐政水利、对外贸易、工农业生产、改变科举、采用西学等等,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撰写《抗议》的指导思想,冯桂芬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所以要“参以杂家”,“羼以夷说”。这是因为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坚船利炮”面前已经相形见绌,为了使中国转弱为强,不得已而要采取“西学”。冯桂芬深感当时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他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否则,“不独俄、英、法、美之为患也,我中国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可见,他认为要维护中国的独立,不受侵略欺凌,重要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冯桂芬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他的那些“采西学”、“制洋器”的种种“夷说”,还都要服从“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个宗旨,这说明冯桂芬根本没有触及封建制度,而是企图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采用“西学”和制造“洋器”,以求得中国的“富强”。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校邠庐抗议》的思想核心。

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不久就为洋务派所利用,后来又为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所继承和发挥。但是,他的爱国思想使他和洋务派有区别;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不去触及封建制度的政治主张,又使他同要求实行议会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不同。冯桂芬及其《校邠庐抗议》,乃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地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而资产阶级尚未出世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人物和思想。比之地主阶级顽固派和洋务派,他是进步的;比之资产阶级维新派,他又是落后的。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相当广泛地传播了用西方的面貌改革现状的思想,三十多年前曾被视为新颖的《校邠庐抗议》的思想主张,这时已经十分陈旧落后了(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详论《抗议》说:“其书虽言变法,皆咸同以前旧说,近三十年中,时局大变,诸通人已弃置勿道。”)。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错综复杂而迂邠曲折的。在社会阶级内容上与戊戌变法的要求根本不同的《校邠庐抗议》,因其具有主张变革、主张学习西方的一部分内容,而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另一方面,它的陈旧性,它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却又十分适合于一部分站在封建立场上但有忧国之心而支持变法的封建士大夫的胃口,从而受到他们的赞赏。这就是为什么《校邠庐抗议》在成书后近四十年,还竟然能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原因。

最早向光绪推荐《校邠庐抗议》一书的是翁同邠。翁在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记载:“得伯述函;……寄冯林一《抗议》十本来”。正月初七日记:“以《抗议》新本进”。正月二十二日又记:“次及洋务。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同年十二月初四,翁在日记中说:“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戊戌变法》第1册,第508—509页。)曾充光绪帝师傅的另一大官僚孙家鼐也推荐了这部书。他在1898年7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即“百日维新”的高潮期间所上的《请邠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追述说:“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戊戌变法》第2册,第430页。)他叹息他进呈的这些书的主张未见实行,特别建议将《抗议》一书发给群臣讨论,他说:“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版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邠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戊戌变法》第2册,第430页。)

孙家鼐在他早年“进呈”给光绪皇帝的《危言》、《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三种书中,特别赞许《抗议》,这正是因为陈旧的《抗议》没有象《盛世危言》和《危言》等书那样主张开设议院、抑制君权,发展民族工商业,要求给资产阶级一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原故。这不但说明了孙家鼐等人的思想落后于时代,而且也表明了他们同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差异。在孙家鼐上疏的当天,光绪发出上谕:“着荣禄迅即邠令刷印一千部,邠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戊戌变法》第2册,第40页。)8月1日,“《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加签”。(《戊戌变法》第1册,第529页。)这就是明清档案部所藏《抗议》签注本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