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康有为文化个性和维新运动的失败

康有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多姿多彩、极富传奇个性的人物。康有为文化个性所展示的异采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今试作探讨,姑做引玉之砖。

戊戌变法是怎样性质的运动?近年来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有人则认为不是。持“不能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论者,认为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批判,而戊戌变法则有进步作用,说它是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不妥。认为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改革”,但不能叫“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则是“革命的绊脚石”,它“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古之变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后期,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举足轻重,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戊戌新文化运动”(注: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梁启超曾对其师备极称颂:“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世之人,未见其比也。”(注:《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要言之,是讲康有为的文化个性魅力如“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等等,时人无可及之者。

新学一词,在近代中国实肇源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其时原指东汉新莽之学,维新时期则扩而成为康、梁维新学说的代名词,进而因其牵涉大量西方思想又被等同于西学。本文要讨论的新学,是戊戌时期的新学而非新莽之学。从字面意义看,新学实在“新”字之上,与之对应的为旧学;西学则与中学相对应。囿于习惯,治史者常将两者等同一谈,认为西学即新学,中学即旧学。如有文章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入第二个阶段”(注:王继平:《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又有文章论曰:“新学与西学关系密切,……因此说‘新学’即‘西学’也不为过。”(注: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虽然文中另有注解,
但西学与新学被等同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新学不同于西学,二者在盛行时间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注:冯天喻:《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然而,新学之“新”原因何在?为何会有新学之称谓而不采用西学的名称?新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新学与西学等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则很少有人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此作些考察。

若考诸康有为本人的演讲、文章、诗词和平生所为,其英才之豪迈,其睥睨云天之气概,的确罕有其匹者。如他写于1879年的诗《秋登岳王台》和《苏村卧病写怀》(注:康有为的诗写于1879年,见罗书华、李灵年的考证,(《近代诗歌鉴赏大词典》第645页,毛庆耆主编),又见马自毅《康有为诗文选》第1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简夷之等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第117页。辛弃疾、苏轼的词虽然豪迈,但缺少康有为、张孝祥、毛泽东的词那样的奇魄。),其高古旷远、横目八表的气势,怕只有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和《沁园春·雪》堪与伯仲。马洪林先生总结1996年青岛“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的观点后认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家,开创中国近代化时代的导师”(注:刘善章等主编:《康有为研究论文集·跋——康有为近代化思想的三维空间》第225页。1998年7月版,青岛出版社。)。

列宁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作过多次论述,根据列宁的教导,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

一、新学和西学的联系和区别

康有为之pán①pán①大才为天下所共识,自不必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才和他的文化个性是什么关系,这种文化个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怎样正确对待这样一笔精神遗产。

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17卷,第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据我理解,在哲学社会科学语词中,当改革或改良用来作为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过程,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显著变化的状态。而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达到革命的结果。至于社会革命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自上而下的、比较和平的变更;革命的道路则一般指被压迫群众自下而上的暴力活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方法的改良、改革,则一般指为争取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这种改良、改革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则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或改革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

毫无疑问,新学与西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同一性。首先,西学也好,新学也好,都具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用”,指的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张之洞说得更清楚:“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其次,从内涵上讲,西学应指一切从西方传过来的、非中国所固有的东西;而新学,检诸内容,可以发现,其核心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尽管它在表现形式和其它方面还存有传统旧学的遗痕(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在严复、康有为等新学大家的著述中,新学与西学概念,往往混用。如梁启超曾说:“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又说:“提倡新学,……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再次,新学与西学这两者都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特质。西学的广义内涵是西方文化。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新学本身即是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二者统一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新学与西学更多地存在着种种差异性。

一、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

至于改良主义,列宁曾经说过:“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对改良主义特点的概括说法。

第一,新学和西学存在文化层次上的差异。文化的传播、交流是长时间整合的结果,一段时间内总有一种文化形态占优势。就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过程而言,早在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便把西方文化传入到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徐光启、李之藻的认同。这是西学东渐之始。然而,象一些学者那样,将这时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西学东渐看成一个整体,并沿用其“西学”名词来对戊戌新学与中学作比较研究,我们以为是不洽当的。检诸史料,可以看到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是,在明末清初传入到中国的西学之中,大部分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和宗教神学。因此,从文化学的视角去审视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物质文化无疑占了绝对优势,故而在思想领域中,传统文化仍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大肆冲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西学的输入仍然是物质文化占据优势,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几乎是一个禁区,鲜有士人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直至戊戌以前,西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经阶段的主体内容之一,始终让位于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层面。这与戊戌维新时期盛行的新学有着很大差别。戊戌维新时期,在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更多的是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新文化、新思想。这属于文化交流中的精神文化层面,是较高层次的阶段。

文化个性,简言之,是指个体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内容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来自于民族文化积淀,却又是经过个体的选择、放大和强化的部分。

在近现代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改良主义,有右翼社会党人用来反对马克思社会革命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当然是极其反动的,所以列宁多次批判,如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5页。)。

在考察西学和新学差异时,还有必要追溯至西学之故乡——欧美。早期由传教士输入到中国的西学,由于教会的控制和神学的偏见,传入的只是欧洲的“古学”、“旧学”,只是欧洲没落的宗教神学和纯物质文化的科学技术。而“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也存在新旧之分、古今之别,不可一概而论。从文化学意义理解,戊戌以前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欧洲没落的宗教文化和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大部分在彼也只是“古学”、“旧学”,其与近世西方新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康有为的文化个性可谓丰富多彩。本文只从与戊戌变法失败相关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

人们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显然不是说它属于列宁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改良主义”;当然更不属于列宁讲过的,在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改良主义”。

第二,新学和西学在内容上的差异。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由中国沿海地区逐渐涌入内地。然而,检诸19世纪中期的译书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译书多集中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宗教神学以及符合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史地著作,至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则涉及不多。如传教士于1843—1860年在上海的译书,史地语言类占10%,宗教类高达80%,自然科学类占10%;中国人官办译书局的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自然科学类书籍占80%,社会科学类只占20%,其中近半数又是史地著作(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0、205—213页。)。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代名家评传》的作者王森然在写《康有为先生评传》时引了一段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述后,却删掉了梁至关重要的一句话。王著说:“先生有图章一,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其气概若此”。“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行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象,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注:《近代名家传·康有为先生评传》第1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北京第一版。)这几段话几乎照抄梁启超的《南洋康先生传》而不误。但此段话紧接其后还有一句为:“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著:《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追随康有为20多年,对康有为自然是知之甚深。这话虽然是指康有为大彻大悟时的状态,但是也大致概括了康有为的文化个性特征。关于康有为的这一个性特征,蔡尚思先生在他的《再评康有为》一文中也说,康有为“惟我独尊,以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自居”。(注:《康有为研究论集》,第3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显然也是一种改良主义。它也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但其主要斗争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自由、平等、进化论等资产阶级思想内容的新学已占很大比例,晚清“学术几为一变”(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51页。)。而这种新学始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内涵。首先,它触动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在当时,认同和宣传新学的人们已看到,封建的三纲五常“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因而盛赞:“西之教平等,
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而“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这些都与君臣之义、三纲五常相背离,无疑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其次,它积极宣传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儒学思想中,无论宋学、汉学,甚或是最讲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故力主人们回复到夏、商、周三代之盛世。而进化论则“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0页。)认为未来比现在更美好,力主人们追逐未来。可见,新学与旧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再其次,新学的倡导者们聚集于进京会试的士子之中,冲破“士人不准干政”的禁令,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使新学“吐万丈光芒”,“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自此以后,“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页。)

考诸康有为一生行迹,可以看出这“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是康有为文化个性的基本内涵。其他内涵也大致可以用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浩气;大局清醒、小事糊涂的书生气;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来概括。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戊戌变法时期“旧有统治的主要基础”。康有为等不提土地问题,提倡的正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正是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这些都说明康、梁确实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封建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就称不起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就不会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和当时的洋务派没有区别。至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就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革命的绊脚石”了。

从文化学角度看,新学和西学二者的差异性正反映它们是不同质的两种层次的文化,而二者的根本岐点正在于物质的“求量变”和精神的“求质变”。如果我们象前人一样视西学为“奇技淫巧”,那末对于与封建伦理根本对立、充满资产阶级新文化气息的新学,就不得不承认其是对封建思想的根本叛逆,已触及到了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东西。新学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和西学的中性立场,无疑是二者内容上根本区别之所在。

康有为自号“长素”。何为“长素”?长于素王是也。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为不用加冕的王。这个自号已说明康有为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是比圣人还要圣人。

是否称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改革”,就比改良主义好一点呢?也不见得。人们称戊戌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或改革运动,同样说明它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果康、梁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变法中的改革,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改革。康、梁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确有一整套反映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愿望,和具有当时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特色的理论体系。他们害怕革命,但积极要求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的改良,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区别于稍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理论,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第三,新学和西学在传播途径和影响力上的差异。西学是伴随着传教士在19世纪中期的活动而传入中国的。观其方式,大致以办报译书、设学校等为主。就其影响力而言,译书与办报是西学传播及重要的手段。因其影响,“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注:鲁迅:《文化偏至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33页。)。但应该看到这样两点不可忽略的事实:其一,为使西学顺利传播,这时的译书与报纸大都未曾触及封建伦理道德,只是在中国的礼义道德之外加上西器西艺而已。而对西教、西政则讳莫如深,对提倡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思想更不敢问津。其次,西方人所主办的报刊,并不支持中国骤改旧学、取新学。他们认为:“中国旧学,不可骤然全改,偶一不慎,将见阻挠者,叛逆者,接踵而起,皆意中事;况弃旧学而立新学,必多借才于泰西,尤不免使人疑惧也。”(注:《戊戌变法》〈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67页。)而“从1815年至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注:方汉奇:《中国代近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由此可见,戊戌维新以前,新学在华传播的环境并不宽阔,道路并不畅通。戊戌维新期间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戊戌新学的传播过程中,学会这一组织形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学家明确宣布学会的宗旨在于“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8页。)。其会员“湘省创设南学会,……会者三百余人”(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83页。)。
听众则更是“每会集者千数百人”(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1页。)。学会的目的在于:“开民智、兴民权、倡民德”,以使“五之童,騃愚之□(原字为坚的上半部下加豆),莫不知之,莫不言之”。从而,“民气之昌,可继日而待矣。”(注:《戊戌变法》〈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98页。)此外,维新派创立报刊主要目的在于宣传新学。时务报、知新报等创办以后,发行量激增,分销数省,“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71页。),以致“闻风兴起者益多”,
对思想界影响巨大,成为传播新学的重要工具。其内容较之西人所办报刊,也大多言词激烈,针对性特强,故而遭致取缔之祸。

康有为不仅自诩为素王,就连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称号。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新学传播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这与当时西学东渐日盛、中西文化交流日昌的大环境和时代的需要有关。

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

戊戌变法运动是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和发动的。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时期所制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属于改良主义性质。

二、新学和旧学的联系和区别

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之义;梁启超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

康有为等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此,他们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说是“朝夕之晷,无刻不变”,“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至变者莫如天”。既然“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光绪二十一年朝考卷,见《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那就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危亡,“更新百度”。

照常理看,新当与旧相对应,新学当与旧学相对应。但应当明确的是,新学决非凭空而能产生,或者说主要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新学,不可能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独自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因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不可能全方位地排斥另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即使是在晚清国势日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逐渐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也不可能把西学一丝不变地搬用于中国,并能使久远深厚的中国文化彻底得以改造。事实是,晚清新学与旧学、西学、中学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张之洞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0页。)在这里,他把中学——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旧学,把西学视为新学。这与维新时期的新学观大异其趣。在戊戌时期的新学家那里,西学不同于新学,中学也不等同于旧学。唐才常即认为:“天地自然之理,无判中西,无殊古今。”(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2页。
)梁启超也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故他们主张中西会通,“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作为新学家之一的严复更大力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指出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页。)“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梁启超一针见血的说:“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并毅然决然地宣布与旧学决裂。

麦孟华,号驾孟——驾于孟子头上之义;

康有为等也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而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一”,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也指出变法不是重弹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滥调,而是需知本原,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予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一些条件,他们要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

然而,新学家未能完全与旧学完全决裂。首先,新学巨子康有为的三世说便因袭了公羊学说的外衣。他正是用公羊三世说,为其社会进化论作掩护。其次,新学家在谈及西学时,常陷于某种程度的“西学中源说”。如严复认为:“观西人名学,……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170页。)唐才常也说:“今新学家言,……若《管子》、若《墨子》,……弗赘述。”(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谭嗣同甚至称:“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9页。)。再次,
出于某种调和中西文化的需要,有时新学家对旧学也加以肯定,对传统文化力图取其合理的一面。可以说,新学在不仅没有完全与旧学决裂,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它,只不过揉合西学加以改头换面而已。

曹泰,号越jí②——(孔jí②,即子思,孟子的祖师爷)曹泰有超越子思之可能;

康有为等对顽固派、洋务派的反对,即反对地主买办阶级主张走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同时,他们也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除历言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豆剖”,民族危机外,又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担心“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对农民革命是反对的。对正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图防范。他们要求的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而不是民主共和政体。

三、戊戌新学的基本特色

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谑之为“把曾参当马骑也”。

以康、梁为代表认为通过改良,可使中国富强,制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具有中国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称这种政治派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区别于稍后兴起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一,鲜明的政治性。戊戌时期的新学,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即“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从一开始,它便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变法以救中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上下求索’”(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新学中诸如民权说、进化论等,其实质都是为变法维新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新学家们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并指出不变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毫无疑问,
为政治而学术乃是戊戌时期新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梁启超曾总结戊戌新学失败的原因说:“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学者杨东莼也曾指出:“有为的思想完全是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反映,……只是拿着他的学说去做维新运动的手段。”(注: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实际上,戊戌新学正是充当了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和宣传手段。

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同一内容又见于《章太炎年谱长编》,其文曰:“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只要看,康有为等为变法维新提供的理论根据,是利用儒家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托古改制”。这在儒家思想笼罩、“积习深矣”的形势下,在用“祖宗之法”来压人,用孔子之经来骗人的情况中,确曾起过一种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但他们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捧出的仍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只是把孔子乔装打扮,“托古改制”。要改封建之制,却又“托”封建之“古”,仍旧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出变法的依附,想借孔子的亡灵给他们以帮助。以便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良派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想使迷恋经书的人,咀嚼改良派揭橥的“微言大义”。以便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那么,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推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维新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要的是新制,用的还是旧经。这样,就注定了他“救中国”的办法,不是采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第二,具有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特性。戊戌新学在其内容上,是杂揉中国旧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物。其时,新学家已经意识到西方“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变革的巨大困难,“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页。)故而在新与旧之间寻找平衡,在中与西之间谋求调合。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注:《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考旧知新说》,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5页。)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间寻找交流、整合的楔入点,是戊戌新学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在实际活动中,新学家们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