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术史勃兴潮流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关于早期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曾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早期维新思潮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要求维护国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与属于官僚买办阶级的洋务思想完全对立,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另一种意见则认力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实际上属于洋务派,与洋务派基本相连,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的思想就是洋务思想,他们与洋务官僚的思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其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洋务实践家,一个是洋务理论家,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中引申出来的。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论者,主张前一种观点;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主张后一种观点。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本文拟从社会思潮发展的角度探讨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异同,即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以就教于方家。

近年来,学术史的回顾与探究引起学界较普遍的重视,人们通过总结以往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力图在前人奠定的学术基石上为当今中国学术开出新路。无独有偶,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学者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这一探讨所涉学术层面、产生缘由等一系列问题,皆值得引起广泛的注意,以便给今天的探讨以启示。

康有为是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发动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资产阶级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他对封建主义所做的抨击,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所做的呐喊,使他成为19世纪末年先进的中国人之一。进入20世纪,他又成为一名时代的落伍者,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坚持已经过时的思想不放,逐渐趋向保守,乃至反动,终为历史所淘汰。若干年来,人们承认其在戊戌变法中的进步作用,但对他坚持变法维新的君主立宪思想却往往给以严厉批判,认为是与革命路线相对立,无进步可言。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本文就这一问题做一分析和评价。

学术史勃兴的表现

一、康有为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洋务思潮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维新思潮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这两种思潮都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洋务运动开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二者有着一批共同的代表人物,而且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以“人”为主而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明儒学案》之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自兹而后,陆续有人撰著不同样式的学术史著作,如钱大昕通过撰写清代学界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述学术历史;江藩利用钱氏的材料,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他还撰有《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亦著有《国朝学案小识》,等等。大抵皆为叙述清代学术之作,且数量不多,质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鉴之著因主观成见深,立论偏颇,很遭时人与后人訾议。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去认识西方世界。19世纪60年代,学习西方、求富图强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70年代,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崩溃的速度加快,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暴露得更加清楚。外国资产阶级看准了这一点,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到90年代,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要瓜分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民族危机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面对数千年文明古国的行将崩溃,爱国的志士无不为之震惊,继而是思考,寻求一条拯救祖国的光明之路。康有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为了民族的独立,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措施,并把它付诸实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逐步尖锐起来,迫使人们去理智地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已经开始,西学经过欧美传教士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追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思想资料。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愤为雄,亦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力主兴办洋务的开明官僚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盛宣怀、郭嵩焘、张树声、张之洞等人倡言于上,进步的务实的知识分子冯桂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何启、胡孔垣、黄遵宪、陈炽、陈虬、汤震等纵论于下,“洋务”遂成了“一时舆论之所趋向”,成了“一时之世风’(《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既是洋务思潮的鼓吹者,也是早期新思想的代言人。而在洋务官僚当中,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维新倾向也至为鲜明。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的真正勃兴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勃兴与当时经史地位转换、史学相对凸显的学术趋势及所体现出的新史学运动分不开。从时间上说,新史学运动发轫于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庐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一大助力。此后他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如1910年编定的《国故论衡》、1915年编定的《检论》(《訄书》修订后改此名)、以及《诸子学略说》等大量文章。

康有为受早期改良派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形成了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改良思想理论体系。1888年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极陈旧法之害,言变法之利。他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校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薮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24页。以下凡引此书,简称《戊戌变法》。)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指出弊病所在。为此而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主张。这表明他已初步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虽然他这时还未超出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但把这一思想直言皇帝,说明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提出本阶级的政治要求了。

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在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1891年康有为写成《新学伪经考》,次年又写了《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把儒家思想中的三世说加以改造,提出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新三世说,以此来论证实行变法的历史必然性。这反映出他在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同时,又把这种学说加以中国化,以使人们较易接受,减少变法的阻力。1895年,在甲午战败后,他写了《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接着又写了第三书、第四书。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在政治上要求设“议郎”,以“君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度来代替封建制,争取资产阶级的参政权;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富国养民的政策;在文化教育上要求兴办新式学校,出版报纸,实行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这标志着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

首先,二者有共同的时局观。如何认识形势,是如何确定任务的前提。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血醒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方人民起义,其统治秩序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且号称“同治中兴”。虽然清王朝对“发捻交乘”所构成的“心腹之患”存有余悸,处处严加防范,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毕竟成为过去,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的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却日益尖锐。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惊呼:“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而上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第29页)郑观应在其早期的著作《易言》中也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李鸿章更明确地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信;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薛福成《应治陈言》云:“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飚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将恃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被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三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这种变局论的基本内涵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第159页)也就是说,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局面已经打破并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中国是利还是害、是祸还是福?王韬认为,这种无法逆转的时局发展对中国有害亦有利,是祸亦是福,关键在于自己如何把握,“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所以,“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答强弱论》、《重民》、《治中》、《弢园文录外编》)郭嵩焘亦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运,得其道而顺用之,亦是为中国之利。”(《养知书屋文集》卷15。)这种共同的时局观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也体现了迎接挑战争、把握时机、乘时奋飞的历史主动精神。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1895年后,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办《中外纪闻》,成立强学会,出版书籍,大力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康有为连续写了上清帝的第五、第六、第七书,并不断上奏折、进书敦请光绪皇帝定各项变法措施。特别是上清帝第六书,明确提出了变法三纲。时局震荡,人心思变。光绪皇帝终于同意变法,实行新政,于是乃有百日维新。这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发展到高峰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发展的顶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和挑战;其次,它使改良主义的思想得以扩大和传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第三,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起了启蒙的作用。

其次,二者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任务亦有较多的共识。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采西学”、“制洋器”,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通过“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出于夷而转胜于夷”第31页)。李鸿章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左宗棠在奏请设厂造船折中亦云:“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必须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恃。”他们都认为,商务的兴衰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开关互市以来,中国进口货多,出口货少。贸易逆差,白银外流,成为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主张大力振兴工商,国家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努力扭转外贸逆差、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郑观应将其概括为“商战”,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第83页)他们都认为,自强根本,在乎人才。人才之兴,当废八殴,创办学堂,派留学生,变更科举。李鸿章指出救时之要务关键在于人才,建议改革科举,“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2页。)冯桂芬以科举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上的创造发明;郑观应痛论国家败败于乏人才,力主“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第40页)可见,师夷长技以求强、振兴商务以求富、变科举兴学堂以求才,正是二者为解决当时中国历史任务所提出的共同主张。为此,又必须“力师西法”,借法自强或变法自强,而不必也不能狃于祖宗成法。在这一点上,二者亦无根本差异。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从康有为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是基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的实际而产生的,目的是“救国图强”,这是时代所决定的。它既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对其进行了质的改造。它既要向西方学习,进行资产阶级的改革,又要同其斗争,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些都是康有为君主立宪思想的特点,康有为在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时,不曾离开过这些问题。

再次,二者奉行着共同的文化政策,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调和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如前所述,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师夷长技、振兴工商、借法自强、采纳西学以作育人才,就不能不触动传统的价值观念,使所谓的夷夏之辨、义利之辨、本末之辨发生动摇,人们对天经地义的观念视为洪水猛兽,称之为离经叛道、以夷变夏、见利忘义、舍本逐末,并把倡言洋务,引进西学的人们诬为儒学叛异,士林败类。面对顽固势力的强大功势和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运用道器,本末、虚实、主辅、体用一类古老的概念,表达了大体相同的意思,即强调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是道、是本、是主、主体,是不可变的。而西人器数之学,各国富强之术则是器、是末、是辅、是用,是可以变的。“中体西用”的主张虽经张之洞系统阐释并由光绪下诏而影响全国,但实际上却是19世纪60至70年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是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一种特殊结合形式。从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之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倡言“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再到郑观应的表白:“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以考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这些观点一再表明,传统的中学面对西学的挑战,不得不把采纳西学当作保存自己的必要前提;同时又不甘放弃数千年来形成的自尊地位。一方面要坚持中学的“体”和为主为本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发挥西学的“用”和为辅为末的效应,前者固然反映了他们背负的传统包袱十分沉重,后者却为西学引进开了绿灯。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总之,种种事实说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

二、康有为君主立宪思想的内容与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