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康有为疑古思想的要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存在着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承认它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百年斗争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一方面又竭力贬低其历史地位。有的评论甚至断言: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这场运动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它的质,其目的也只是要“阻挡人民革命运动”;结论是:戊戌变法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条虚伪的“反动道路”。这里,提出了如何看待戊戌变法的一些根本问题,应该通过讨论,给于应有的历史地位。

戊戌变法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与洋务运动有根本性区别。前者鼓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定内容。而洋务运动却毫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其宗旨在于“练兵”,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各种创造,则□无所知。

康有为的疑古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中。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破土而起,到了八、九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一问世就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挣扎,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重重障碍。一八九五年后,终于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把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统治阶级”,势必混淆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不符合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实际的。

在经济上,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他们陆续开设一批新式企业,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近代技术,实行雇佣劳动,但数量少,规模小,产品很多不纳入流通,封建国家机器直接掌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分配权,因此,它们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时,处处仰仗外国的鼻息,封建买办性极其浓厚。企业内部,等级制度取代了大生产内部的有机联系,权力和行政手段压倒了科技知识的权威,封建官场的一切恶习,都在这里翻版和泛滥。戊戌思潮则针锋相对,提出“富国养民”为宗旨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和“以工定国”的目标,特别重视机器大工业的作用。康有为指出:如果不“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谭嗣同纵情讴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一世所成,可抵数十世”。(《谭嗣同全集》:《仁学》,三联书店。)严复进而立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严几道诗文钞》,上海国华书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是康有为在他的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编纂的。这部书共14章,其主要内容,梁启超概括如下:

188金宝搏,戊戌变法运动曾在多方面给腐朽的封建制度以有力的冲击。

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戊戌思潮力主废八股,改科举,广泛设立各级新式学堂和各类专门学校,派遣留学生,奖励游历,积极培养资本主义人才。他们重视新闻出版事业,讲求科学文化,力倡广开民智。其代表人物及追随者身体力行,大办报刊杂志,设书局,译西学,办图书馆,遍组学会,显然具有西方近代文明雏型。同洋务派开办的同文馆、武备学堂相比,这个性质就更觉鲜明。

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而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经济上,维新派要求保护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自强图存。

对于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理论、传统伦理标准、习惯风格的态度,戊戌思潮同洋务运动也有本质区别。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民权理论,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封建等级观念,厉加批判。他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为武器,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弥天大谎。严复的《辟韩》发难于前,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冲锋随后,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概,向封建主义全面开火。康有为的“毁家灭族”警世骇俗,不啻是对封建宗法思想的迎头痛击。反之,洋务派则咬定“伦纪”、“圣道”、“心术”,“夫不可变者”,只需向西方学点“法制”、“器械”、“工艺”而已。一言以蔽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梁启超在《李鸿章》一书中,给他们画了个精彩的脸谱:“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

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对全部古文经典的来历发出怀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

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在变法过程中始终把摈除国内封建敝政,抵制国外资本主义侵略,与发展本国工商实业这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们借鉴日本和英美等国富强的历史经验,尖锐指出,有些人生于今日却对西洋的富强视而不见,甚至吹嘘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他们简直是“无目者也”,是“狂易失心之人”(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74页。);在全球进入工业世界的今日,如果仍然闭关、守旧,不变革旧制,不积极发展工商实业,国家就只能永远陷于贫弱、受欺的可悲境地。他们强烈要求尽快革除一切障碍民族资本发展的陈规陋习,大声疾呼劝工惠商,准许、鼓励、保护民间开厂,第141——142页;第281——282页。),并且在“百日维新”中,制定、颁布一整套变法维新的措施。其中仅经济方面就有:设立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兴办实业,甚至兵工厂亦准私人开办;奖励发明创造,凡是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等各种有利生产发展者,即尝给官职或给予专利;整顿厘金、清查屯田地亩、制定征租规章,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收支情况,等等。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土地制度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弱点。然而,贯彻实行这些措施,却必将加速自然经济的瓦解,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壮大。

戊戌思潮不仅同洋务运动根本不同,而且也不是十九世纪60—90年代间,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简单重复,它有自己的新质、新内容。诚然,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具体改良措施。然而,他们的主张,是片断的、零碎的,活动也是分散的。只有到康有为的七次上书,才汇合成为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只有到《天演论》、《原富》等译著出版后,中国人民才得以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学术文化的熏陶。戊戌思潮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潮更上一层楼。它突破了一个个的具体建议、具体措施的局限,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理论形态,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它广泛宣传了各个方面、各个流派的资本主义文化,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它大力鼓吹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做梦也不敢想、或者想过也不敢说的。戊戌思潮的对象,也从早期改良主义者竭力争取、屈从以至依附的洋务大员,扩大到统治阶级中下层人物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和风气,这同样为孤立活动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们望尘莫及。

秦焚“六经”而“六经”未尝亡缺

政治思想上,维新派激烈批判封建主义,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态度,是戊戌思潮区别于洋务运动、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又一重大标志。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本性有相当警惕,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对具体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人物的不满和抨击,而是从结果去探索原因,从现象去发掘本质。他们揭露列强通过殖民、铁路、外债、工商、传教等种种渠道,竟相瓜分弱小国家。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列强“即不尔而握全国平准界之权,已是使我民无复遗类”。而这种无形瓜分比有形瓜分更加可怕,其“有形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无形之瓜分则乃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正所以使我四万万国民陷于九州而莫能救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由于《乐经》已亡逸,实际只有五经。在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一时不传。至汉代,废除“挟书令”后,“六经”重新出现,但有两种传本:一种是靠口耳相传下来的,汉代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作为传本,称为今文经:另一种据说是从孔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称为古文经。这两种传本,原来只是记录文字的不同,但后来形成了两个学术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它们各立门户,各有师法,在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上有很多不同。

资产阶级维新派以上书、演讲、组织学会、出版报刊、兴办学校、翻译西书等多种方式,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腐朽的封建思想和政治制度,尖锐指出,纲常名教这套“中学”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弱亡中国的病源。他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批驳“君权神授”。谭嗣同甚至说,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情,就应该废除他,这是“天下之通义”(《谭嗣同全集》第56、341页。);而二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却是专制暴政,“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严复:《辟韩》。《丛刊》清朝统治者也是一些虎狼,搞得中国成为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谭嗣同全集》第56、341页。)他们的结论是: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根源(康有为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丛刊》《〈二〉,第236页);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文集之一,第128页。))。

维新派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概念,力图从根本上去启迪群众的爱国心。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专论国家思想,以极其犀利的笔锋,批判了封建正统的国家观:“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也”。(《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明确划清了忠君与爱国的界限,主人翁与奴才的界限。他们指出国家思想的真正含义,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新民丛报》1902年合编本,上海历史所藏。)必须“严中国与外国之别”,“政府与国家之别”。(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这正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内容和特色。

古文经学家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六经”已经亡缺,所传的今文经书,不过是秦火残缺之余。康有为是一位今文经学家,他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造成“六经”亡缺。其具体证据是:第一,《史记》载,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即是说只烧民间书,而“博士所职,保守珍重,未尝焚烧”;第二,秦始皇仅坑咸阳诸生460余人,其中有儒生,也有方士,而伏生、叔孙通为秦时博士,在汉初与叔孙通共议礼制的30余人在秦时为诸生,他们“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第三,以秦焚书坑儒至陈胜造反不过三四年,至刘邦入关不过五六年,“坑焚至汉兴为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伙”,而且萧何随刘邦人咸阳时立即收取了秦丞相府、御史府的图书,其中就有“六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5—9页)。

维新派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赖以富强的根本。康有为前后七次上书光绪帝,几乎都直接、间接地论述或提及这一问题。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专折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丛刊》,第236—237页。)不难看出,“兴民权”、“开议院”被维新派作为变法的政治纲领而加以鼓吹,其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武器纲常伦理。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

同时,维新派进而指出:“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成国者也”。(《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国民应“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佣,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这样就把爱国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有机结合为一体。应该说,由维新派开创的这个艰苦工作,在当财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深远影响。国民概念的首次提出,和以后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专用名词,是维新派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焚书而“六经”未亡缺的观点,并非康有为首创,前人早有论及,如朱熹就说过:“秦只教天下焚书,他朝廷依旧留得。”(《朱子语类》,第138页)但康有为的辨析最为详尽。

关于这一点,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言行也可佐证。清末的顽固派,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昏庸老朽,在诸多庶务上都表现出末世的征兆。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他们对变法维新将给“乾纲独搅”的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严重的威胁,表现出异常的敏感,认为变法将使中国“变为泰西民主之国”,而他们这些封建“忠臣义士”则将无噍类(《邵阳上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翼教丛编》卷5,第3——4页。)。因此,变法的要求一提出,他们就把康有为视为狂生,多方阻挠维新活动;他们集中攻击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诅咒提倡平等、民权是禽兽之行,诬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如果人人得申其权,那就会天下大乱,“不灭尽人类不止”(张之洞:《劝学篇·正权篇》。《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3——24页。顽固派攻击民权尤烈。);他们纠集反动势力捣毁变法的宣传机构,解散变法团体,殴打维新志士,直至捕杀一些代表人物。这就从反面说明,变法运动确实触及根本制度的变革问题。须知,君主立宪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权形式之一。把这样一场政治运动说成仅仅要求改变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以及活动,维新派揭橥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值得重视的是,维新派的民族主义,落足于如何使中华民族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奋起,“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挽浩劫,以而拯生灵”。(《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为此,维新派很注意“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用以改造我国民族素质中长期形成的封建主义劣根性。同时,对我国固有的民族传统也并未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正确地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

并无献书和壁中书

这里涉及怎样认识在十九世纪末、也在整个近代史上,中国社会这个“旧事物”的“质”,以及变法同它的关系问题。人们公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也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吗?不也是为了变革贫穷落后、受欺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旧事物的“质”,使中国能够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吗?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殷红的鲜血,并不是用以涂抹封建庙堂的,而是浇灌了民族解放的鲜花。问题既然如此,却说他们不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岂非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戊戌思潮与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思潮有一系列重大区别,这充分证明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充分证实了,它不仅是一次变法改革,而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启蒙运动。宛如黎明前堕地的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虽然还十分软弱,但对在封建专制的漫漫长夜中,沉默已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来说,毕竟起了石破天惊、发聋震□的重大作用。

古文经学家坚持说,古文经典主要得自西汉时的河间献王和鲁共王,献王修学好古,从民间搜集到许多先秦旧书,献于武帝,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从宅壁中得到古文经传,后由孔安国献上。这两件事最早见于《汉书》。而康有为取《史记》的《河间献王世家》、《鲁共王世家》与《汉书》的两王传对读,发现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在《史记》中只字未提。他由此发出疑问:“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120页)。

那么,在近代中国有没有只想作一些枝节改变的人呢?有,这就是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作为发起封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洋务派,他们并非一概不变旧法。十九世纪中叶的顽固派,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一概加以反对。洋务派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这种愚昧自大、闭关自守的旧法,购置机器,聘请洋匠,翻译西书,开办一些由他们把持的军事、民用工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所有这些,正如维新派指出的,都是对旧法的“稍变”(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丛刊》,第129页。),“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丛刊》,第277页。)。洋务派稍变旧法的实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敝”(严复:《救亡决论》。《丛刊》,非但不触动,反而要维护并进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根本旧法。这种“温和主义”的做法,即使再过十五年,也于国家的富强无补(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丛刊》,第275—276页。)。维新派的这些认识,确乎触及了洋务运动的基本弊病。这也是他们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高出一筹的地方。因此,改变还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维新派同洋务派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分野,也是区别这两场运动的不同阶级属性的一个基本因素。

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样,也无不是“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理想比实践走的远得多。戊戌变法是他们政治活动的顶点和最高成就,而他们变法期间的形象和作为,却是最蹩脚最无能的一段。他们大造声势,全国哄然,气象发皇,展现了他们作为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著才华。然而,怎样对付那班封建老朽,他们则太不在行,既无实权,又少谋略。他们不是伊藤、西乡、大久保,更不是克伦威尔、华盛顿和拿破仑。戊戌变法之所以夭折,由于客观形势不成熟,也在于主观方面,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

对于康有为的疑问,后来的学者不乏赞同者,顾颉刚先生在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辨析说:“这真奇怪,为什么《汉书》全抄《史记》,却多了‘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经传’的一事呢?固然也可以说司马迁没有采访周备,他脱漏了,所以班固替他补上。然而孔壁里出来的东西刘歆说是‘《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牵到孔安国身上,《史记》就有材料了。《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可见司马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这《古文尚书》只是孔氏的家传而不是共王所发得,也没有什么古文《逸礼》……”(《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5册,第8—9页)

总而言之,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

戊戌人物的积极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改革的成效,而在于思想启蒙的影响。以康有为为例,这位变法运动领袖的社会理想及其光辉,与其说在戊戌奏稿,还不如说在1902年正式写成的《大同书》。《大同书》尽情歌颂的,是建立在“独人”基础上的“大同社会”,即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性王国。他在书中大声疾呼:“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尽管《大同书》汲取了《礼运篇》所描绘的传统儒家理想,也掺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但它苦苦追求和着力美化的真正目标,既不是田园诗般的自给自足小康生活,也不是未来乌托邦社会的种种建设性方案,而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在中国能够再现,

今人金德建先生也不相信孔壁说,他在《经今古文字考》一书中写道:“康为有《新学伪经考》中最重要一点,便是怀疑鲁共王壁中书以及河间献王得古文旧书不可靠。康氏立说容有不少可斟酌,但这一点我想是确切的。”

戊戌变法既然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那么,说它的目的是要阻挡人民命革运动,也就站不住脚了。

康有为公开表明:“毁家灭族”是“求大同”的起点。梁启超对此深有领悟,多次提及。这就有力地反证了《大同书》的矛头所向。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就在于获得人身自由的个人,把人从宗法社会中解放出来。《大同书》对君主制度在内的整个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批判,是一篇毫不留情的战斗檄文。它反映了思想极其复杂的康有为,内心深处的真实倾向。

今、古文经所用文字不同

必须指出,所谓“人民革命运动”一词,本身就含混不清。在十九世纪末,何谓“人民革命”?第一,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吗?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尚处幼年时期,除了神话新编,有谁会说当年的中国无产阶级可能领导什么革命运动呢?

有趣的是,在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中,却根本无从窥见这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连一星半点的信息都很少。更令人惊诧的是,在《大同书》发表的同年,康还发表了《南海先生辩革命书》:“苟未至民主之时,帝室统系,必有一家,纵非人人所能为”,革命“乱说”,“于伦理为悖,而不顺于时势为反而非宜”。(《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其保皇主张,与《大同书》作者判如两人,如康自己所说:“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康有为:《礼运注》,转引自《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中华书局。)宏伟的社会理想同保守的现实立场剧烈冲突。对这样一个深刻的集于一身的内在矛盾,康有为的解决办法是:《大同书》“秘不示人”。但是,不以康的意志为转移,大同思想集中表达的中国资产阶级对未来的憧憬响往,有如黑暗中的闪电,照亮了青年一代的道路,激发了他们探寻真理的勇气和对事业的热诚。万木草堂学生对康的倾心悦服,谭嗣同尊康为“一佛出世”,唐才常推之为“当代一人”,都是这种作用的真实写照。

今、古文经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所用文字的不同,今文经用秦时兴起的隶书写成,古文经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这种文字类似于殷周籀文,却又不同。刘歆、许慎说古文经所用的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而康有为认为:“篆与籀文相承,无以有古文”,孔子时所用字,即是秦汉间篆书,因此并无今文字、古文字的区别,所谓古文字是刘歆根据钟鼎文“稍加窜伪增饰”而成(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55、110页)。这是从文字源流的角度否定古文经典的可靠性。

第二,是指农民革命运动吗?颇象。因为维新派确曾以农民起义警告、劝说光绪帝尽快实行变法(康有为多次以农民造反来警告光绪帝,说甲午战后“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哨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即无强敌之□,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丛刊》〈二〉,第192页),要光绪帝赶紧维新,使国家强盛。)。可惜,这个故事并不能证明他们要阻挡革命。近代中国,历史赋于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使命基本一致:都要反侵略、反封建。“今日之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谭嗣同全集》第303页。),谭嗣同的豪言壮语,“戊戌六君子”血洒燕市,都证明维新志士日夜筹划、发奋变法,根本目的是企图完成上述使命。

同样的矛盾,于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谭嗣同表现为最突出。谭在《仁学自序》中誓欲“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切齿痛恨:“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勇敢非凡的思想家,临死前却说出:“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师书》,三联书店。)。当然谭并非两面派,他是戊戌人物中,最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硬汉,一个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的矛盾是时代的悲剧。

后来的文字学家也有人注意到“古文”与殷周钟鼎文的不同。王国维说:“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常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观堂林集》第8卷,第7页),这就是说“古文”仅在刘歆自称他所发现的几部古文经典中使用,而不见于其他处。

其实,维新派谈农民革命,另有原因。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决定了它对待劳动人民和群众运动也具有两面性。维新时期康有为等人谈论农民革命的可怖,就是维新派软弱性格的表现。他们要求改革现状,又不敢诉诸广大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激烈行动,于是祈求于开明君主的声威。但光绪帝却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谈论农民革命,主要是逼迫光绪帝尽快接受他们的变法主张。

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也反映出复杂的两重性。维新派一方面切齿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一方面又对列强存有幻想。谭嗣同怒斥日帝将我“兵权、利权、商权、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师书》,三联书店。)同时又视日本为“唇齿之邦”,英国为“救人之国”。在义和团问题上,康有为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从仇视群众而滚进了媚外泥坑。在《辩革命书》中,指斥革命是“同室操戈,他人入室,无端生此大波”,(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恐外心理跃然可见。但是应该看到,比较维新派提出和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些都不是他们的主流。维新派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难免会有改良派、洋务派,乃至封建正统派的旧意识夹杂其中。但这不能成为否定戊戌思潮性质的理由。而且,思潮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评价它时,应以它的成熟期,即1902年运动重点转入启蒙活动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为其主要依据。至于部分戊戌人物在其政治生涯后期的堕落,就更不由戊戌思潮来代他们受过。不能忘记1903年这个历史分界线。

罗振玉指出:“而由文字之可识者观之,其与许书(按指许慎《说文解字》)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于许书之或体者焉,有合于今隶者焉;顾与许书所出之古、籀则不合者十八、九,其仅合者又与籀文合者多而与古文合者寡。”(《殷虚书契考释》,第7页)就是说最古老的甲骨文与古文经典所用文字基本不合。

第三,如果说“人民革命”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我认为戊戌变法同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条件下不仅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代表着同一阶级的利益,为了达到一个基本相同的终极目标而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层:刚刚由官僚、地主、富商转化过来、资本较为雄厚的那一部分属于上层,由普通民间工商业者发展起来的和一些华侨资本家属于中下层。康、梁这批戊戌变法头面人物,主要是代表上层的要求,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主要反映中下层的利益。两翼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地位存在差别,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关系深浅也不同,前者较之后者同内外反动势力有着更多的联系。两翼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社会经历等方面,也不尽一样。这些差异,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翼在如何看待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现出来。前者比后者,软弱性和妥协性表现得更为严重。因此,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两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是不足为怪的。但这一差别并未超越阶级的界限,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存在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这就是反抗内外压迫,改革现状,发展资本主义。

探讨戊戌思潮的特点,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运动的性质。首先,可以看到,是它作为第一次启蒙思潮所特具的:内容上的新颖性。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将改良主义的一系列具体主张,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改制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学说的半成品,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在1902—1903年戊戌思潮高潮期间,维新派广泛而通俗地宣传了培根、洛克、笛卡尔、达尔文、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学说;比较系统地整理和介绍了欧美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的发展史和近代成就;撰写和发表了资产阶级各色代表人物加里波的、马志尼、华盛顿等人传记或时评;翻译和推荐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法意》、亚当·斯密《原富》、约翰·穆勒《自由原理》、《名学》、斯宾塞《群学肄言》、《代议政治论》、伯伦知理《政治学提纲》、甄克斯《社会通诠》、幸德秋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重要理论著作,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资产阶级经典文献,和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历史书籍。这些丰富而新鲜的精神食粮,成了当时中国人民,尤其青年所能得到的最好“滋补品”,具有何等的吸引力与刺激性!

钱玄同根据王、罗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商代的甲骨文能合于秦汉的小篆跟隶书,反不能合于《说文》所录出于壁中书之古文,则壁中古文之为后人伪造,非古字,即此已足证明。”(《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古史辨》第1册,第239页)但是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却都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所用的文字。这种看法不同于康有为和钱玄同,也不同于刘歆、许慎。

历史事实说明,在戊戌变法时期,尽管孙中山已经组织革命团体并积极开展活动,却尚未形成一股潮流。因此,不存在康、梁一派阻挡、对抗孙中山一派的问题。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应该视为这个阶级的两翼在早期寻求同一变革目标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不同尝试。

戊戌思潮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不成熟性。即使在启蒙运动最辉煌的1902—1903年间,思潮本身的这个痼疾,仍是不治之症。维新派介绍了资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学说主张,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但遗憾的是,恰恰没有一个方面,维新派能自成中国化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诚然,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维新派结合实际,对中国现状作了尖锐批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和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建议,在法制、官制、教育、新闻、文化、经济众多方面,均不乏真知灼见,理论水平比早期改良主义者高得多。但是,他们中间,却仍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和探讨,达到孟德斯鸠、卢梭的深度,更谈不上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动力和阻力、今后道路及解决方案,进行过系统严肃的理论研究。就连当时首屈一指的《新民说》,严格说来,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基本上还停留在西方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的水平上,并显然缺少理论上的独立性、完整性、深刻性,缺少坚实的哲学论据,实践上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救国方略。维新派对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介绍,也是浮光掠影,更显浅薄。

逐一揭露古文经典之伪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作出变法维新的选择,并且能掀起一场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较革命派的活动大得多的政治运动,是这个阶级尚不成熟所决定的。

戊戌思潮不成熟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是维新派政治态度的软弱性和两重性。如前所述,他们热爱祖国,对帝国主义大张挞伐,奋起抵制,不遗余力:同时又在政治经济上同列强保持密切联系,自立军和东南互保问题上,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们反对君主专制,又拥护皇帝,感戴光绪。他们反对封建礼教,却不敢同孔圣人彻底决裂。高唱全变的康有为,变来变去出不了孔门手心。

康有为对《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礼》、《春秋左氏传》等古文经典之伪逐一作了揭露。对于古文经典真实性的怀疑,不自康有为始,从唐至清,已有不少学者,如欧阳修、姚际恒、崔述、刘逢禄等,都曾提出过怀疑,但他们“未曾探得伪古文之根源”,“皆有顾此失彼之病”,而康有为“集诸家之大成”。

应该看到,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自上而下进行变革的可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就拿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言,有法国的革命方法,也有日本、俄国、德国的方法。被列宁称为“革命和改革”的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次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渐进形式展开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的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在一九七二年同几位同事一起探讨这一问题时,曾经结合史料努力按列宁说的“革命和改革”加以分析。(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近百年简史》)。万峰同志近著《日本近代史》对此解释得较明了、精辟(见该书第155——167页)。)。还应看到,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列宁说得好:“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第1卷,第11页)大家知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跟内外反动势力的关系是又矛盾又依赖。经营的主要是轻工业,而且投资少,规模小。到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时间,民族资本才惨谈经营了大小百余个企业,足见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及其经济力量都十分弱小,很不成熟。这种状况,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不成熟的思想和行动。同时,千百年来代代相袭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犹如幽灵一般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刚刚从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完全清除身上所沾染的毒素。这些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所以竭力鼓吹明治维新道路的基本原因。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上还缺乏变革社会的实践;其二,当时,较有势力、较有影响的是这个阶级的上层,是长期活动于国内的康、梁一派代表人物。在这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的首次实践,采取了康、梁一派人主张的自上而下的形式,而孙中山的主张和活动却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历史的必然。

戊戌思潮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复杂性。它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内容,就十分浩繁芜杂。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到斯宾塞的庸俗社会学,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帝国主义托拉斯,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到培根、洛克、斯宾诺莎、康德,从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到埃及、波兰、土耳其沦落,到菲律宾古巴独立战争,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到俄国民粹党和欧美工潮,简直是个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根本来不及对这些货色分门别类,消化吸收,批判继承。

揭露刘欲为助王莽篡汉而伪经

值得指出的是,维新派在宣传上有一些言论已经大大超越了自上而下的变革,超越了君主立宪的范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在分析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言论和湖南维新派的活动情况后,认为在民族存亡之际,这些维新志士“思想上确有革命的倾向”(《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1——302页。)。这个结论是切实的。这一情况说明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翼的政治分野,并不象后来那样明朗,即使在一翼的内部,唱出的音调也有高低粗雅之分(史学界一般都公认谭嗣同最激进。范文澜同志在多种著作和文章中,都特别推崇谭嗣同,如《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说,他“甚至为推行资本主义,思想上接近于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32页))。

对戊戌思潮影响最大的理论,是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维新派针对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特点,将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改头换面,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于社会发展,警告亡国危机,激发民族自尊,促进民族奋发团结,图存图强。然而这个理论的本来目的,正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找借口。因而这个理论虽在特定条件下,起到了惊破迷梦、震荡民心的警钟作用,但是,却无法回答学生为什么总是挨打的实际问题,并且反倒成了老师打人的戒尺和根据。这个理论严重局限了维新派的眼界和思路,使他们对广大群众中蕴育的伟大力量,更加缺少认识和信心。他们视老百姓为愚民、群氓,“虽十卢梭、百卢梭、千卢梭,至口暗于疲,亦断不能立导之行”。因而希望仍然寄托于“吾君之明,得贤相良佐为之辅弼”。(《新民丛报》1902年合编本,上海历史所藏。)此外,戊戌思潮有着相当浓烈的小农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也充分反映了它的复杂性,

康有为说:“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143页)并具体以《汉书·王莽传》中王莽的措施与《周礼》的制度相比较,一一列举二者相同之处,从而证明刘歆伪窜《周礼》以帮助王莽改法立制。

历史证明,戊戌变法无罪,断言其目的在于“阻挡人民革命”,是没有足够的事实为依托的。

具有一定的政治实践性,是戊戌思潮的另一个特点。戊戎变法就是它的政治成果。同时,戊戌思潮具有相当的社会运动规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戊戌思潮还具有初步的组织性质,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自发性状态。从思潮勃兴之初,康有为、梁启超,包括谭嗣同、夏曾佑乃至章太炎等人,就都不约而同地在寻觅知己,图谋联系。早在1894年,在梁启超致汪康年、夏曾佑书信中,就多次表达了这种热情愿望:“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戊戌人物大讲合群之必要性:“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急切要求学习百年以来盛行的“泰西群术之善”,并身体力行,广开报馆,林立学会,以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为例:它以保国保民保种保教为宗旨,订章程三十条,有会舍,有纪律,有图书馆和帐目,会员缴纳会费,参加活动,关系一律平等,会中定期举行演讲和讨论,这一切都明显具有近代色彩。它与历史上的东林、复社不同,同三合会、白莲教也不同。再有,维新派所组织的南学会,还有意识地兼有地方议会性质,是维新派推行地方自治的首次演习,

后来学者顾颉刚、钱玄同等接受了康有为的说法。顾颉刚写道:“刘歆既经造了假古董来开新文化,为要使得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时代的需要,作鼓动有势力者护法的方术。”他在列举刘歆伪窜《左传》、《逸书》、《周礼》来帮助王莽一步步篡汉的若干事例后,得出结论说:“王莽要什么,刘歆有什么。”(《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5册,第10—11页)

我们应该给予戊戌变法运动怎样的历史地位呢?

在流亡期间,康梁组织了保皇会,实为资产阶级政党雏型,众所周知,政党是近代政治斗争最重要的工具和特征,也是资本主义时代以来,阶级矛盾简化、激化、公开化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结果。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初次交锋中,刚刚仓促上阵,就迫不及待地去抓这个武器,这深刻说明了:解决政治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头等大事。同时,这事实还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建立政党的理论准备、组织准备,都非常不足。无论维新派或民主派,无不如此。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它们竞相同三合会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三合会的组织形式和原则,而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建设之所以缺乏民主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